在隋唐演义的文学世界里，罗成是银枪白马、英姿飒爽的少年英雄，其父罗艺则以“北平王”的身份坐镇燕云十六州，成为瓦岗军暗中相助的关键人物。然而，当历史与文学剥离，真实的罗艺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这位隋末唐初的割据军阀，其人生轨迹远比演义更复杂，也更充满争议。
一、从边军将领到幽州霸主：乱世中的崛起之路
罗艺（588年—627年），字子延，襄州襄阳人，后寓居京兆云阳（今陕西泾阳）。其父罗荣曾任隋朝左监门将军，掌管宫廷禁卫，家族背景为罗艺的仕途铺就了第一块基石。凭借家族荫庇与个人勇武，罗艺在隋军中迅速升迁，大业年间（605—616）已官至虎贲郎将，驻守涿郡（今河北涿州），成为隋朝东北边疆的重要将领。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期间，罗艺因督军北平郡（今河北迁安）与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产生矛盾。他性格桀骜，多次欺辱李景，甚至诬告其谋反，虽未成功，但已显露出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隋末天下大乱，涿郡因物产丰饶、兵甲精良成为各方觊觎之地。当留守官员无力抵御农民军时，罗艺独率精锐出战，斩获无数，威望骤升。他趁机囚禁郡丞，收编同僚，开仓赈济百姓，以“劫富济贫”的姿态迅速笼络军心，自称幽州总管，割据幽、营二州（今京津冀北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
二、权力的游戏：在各方势力间的周旋与抉择
罗艺的幽州地处战略要冲，北邻突厥，东接高句丽，南望窦建德、李密等农民军，西依关中李渊。为求自保，他必须在各方势力间寻找平衡。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弑隋炀帝后，派使者招降罗艺，被罗艺斩杀使者，并为炀帝发丧三日，以示忠君；窦建德、高开道随后亦派使者拉拢，均遭拒绝。罗艺的拒绝并非出于忠义，而是审时度势：宇文化及弑君失道，窦建德虽强但出身农民军，均非长久之计；而李渊已占据关中，势大且具正统性，是更值得投靠的对象。
武德元年（618年）底，李渊建立唐朝后，罗艺果断奉表归降，被赐姓李氏，封燕郡王，改名为李艺。这一决策堪称其人生最成功的“投资”：唐朝急需稳定北方，罗艺的归降不仅带来了幽州精锐，更切断了窦建德与突厥的联系，为唐朝统一战争扫清障碍。此后，罗艺多次率军协助唐朝平定刘黑闼叛乱，与太子李建成结为党羽，成为唐朝在河北地区的重要支柱。
三、性格缺陷与权力欲望：从功臣到叛将的堕落
罗艺的性格缺陷在其仕途后期逐渐暴露。他“刚愎不仁，勇于攻战”，对部下严苛，对同僚傲慢。武德五年（622年），秦王李世民亲信至其军中，罗艺竟无故殴打，引发李渊震怒，虽未深究，但已埋下君臣嫌隙。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罗艺因与李建成关系密切，深感不安。此时，一个关键事件成为其叛乱的导火索。
据《旧唐书》记载，济阴有位李氏女子自称能通鬼道，为罗艺之妻孟氏看相后称：“夫人有贵相，必为天下之母。”孟氏大喜，又让李氏为罗艺看相，李氏言：“燕王贵色将发，必当大位。”这一预言彻底点燃了罗艺的野心。贞观元年（627年）正月，罗艺假称奉密诏勒兵入朝，途中占据豳州（今陕西彬县），试图效仿李建成发动政变。李世民迅速反应，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率军讨伐。罗艺兵败后抛妻弃子，率数百骑兵逃奔突厥，至宁州（今甘肃宁县）乌氏驿站时，部下溃散，左右斩其首级献于朝廷。
四、历史评价：枭雄的双重面孔
罗艺的结局，是性格与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军事才能看，他善射能战，割据幽州时“威动北边”，连突厥亦畏其威名；从政治眼光看，他能在隋末群雄中精准选择投唐，为唐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其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性格，使其难以在权力漩涡中全身而退。玄武门之变后，他本可效仿李靖、李勣等功臣明哲保身，却因一则谶言铤而走险，最终身死族灭。
《旧唐书》评价其“归国立功，信妖言而为叛”，一语道破罗艺的悲剧根源：他既有枭雄的胆识与手腕，却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克制，最终被权力欲望吞噬。而文学作品中罗艺的“北平王”形象，则是后世对这位乱世枭雄的浪漫化重构——在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真实的罗艺早已模糊，但他的故事仍为后人提供了关于权力、野心与人性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