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标志着孙吴政权进入鼎盛期。然而，这位开国君主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却对功高震主的陆逊采取了极端手段——通过政治打压与心理施压，最终逼迫这位统领吴国军政二十余年的重臣含恨而终。这场悲剧的根源，既非单纯的个人恩怨，也非偶然的政治误判，而是君主专制与江东士族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一、功高震主：军事成就引发的权力危机
陆逊的军事才能堪称三国顶级。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参与吕蒙袭取荆州，以“白衣渡江”之计斩杀关羽，夺取南郡、零陵、武陵三郡；黄武元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以火攻破刘备四十余营，彻底摧毁蜀汉东征军；黄武七年（228年），于石亭之战大败曹休，使魏国“死者万计”。这些战役不仅巩固了孙吴的疆域，更让陆逊成为江东军界的精神象征。
然而，陆逊的威望逐渐触及孙权的权力底线。据《三国志》记载，陆逊统帅的军团规模超过五万人，包含韩当、徐盛等东吴第一代名将，其军事影响力已远超普通将领。更致命的是，陆逊在军中推行的编组改革，将东吴第一代与第二代将领整合，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军事体系。这种“陆家军”的雏形，让孙权深感威胁——他意识到，陆逊的权势已从执行者转变为潜在挑战者。
二、储君之争：权力交接的致命导火索
孙权晚年深陷继承人危机，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党争将朝廷撕裂。陆逊作为孙和的辅佐者，其立场直接触动了孙权的敏感神经。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于：
政治派系分化：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以及张昭之子张休等江东士族代表，均支持孙和；而全公主、杨竺等外戚势力则拥护孙霸。孙权为平衡各方，纵容鲁王享受太子待遇，导致党争升级。
孙权的猜忌升级：当陆逊上书为孙和辩解时，孙权非但未采纳，反而连续派宦官斥责。这种公开羞辱背后，是孙权对陆逊可能利用士族影响力干预储君选择的恐惧。
家族关系的双刃剑：陆逊作为孙策的女婿，其身份在孙权称帝后变得微妙。陈寿在《三国志》中指出，孙权对孙策后代的封爵“于义俭矣”，暗示其内心对兄长基业的复杂态度。陆逊与孙策的亲属关系，在权力斗争中被放大为潜在威胁。
三、士族矛盾：江东大族的政治困境
陆逊的悲剧，本质是孙吴政权内部君主专制与江东士族矛盾的集中爆发。作为吴郡陆氏的代表，陆逊的家族网络极为庞大：
其从祖陆康曾任庐江太守，族子陆凯为建武校尉，陆胤为交州刺史；
外甥顾邵任豫章太守，顾谭为左节度，顾承为奋威将军；
姻亲姚信任太常，形成覆盖军政要职的士族集团。
孙权虽起于江东，但并非士族出身。他通过联姻（如娶步练师）、提拔寒门（如吕蒙、朱然）等方式削弱士族影响力。陆逊的崛起，让孙权看到江东大族复兴的苗头。正如《历代权臣的唯一结局》所分析，孙权担心嗣主（孙亮）无法驾驭陆逊，故选择在其生前剪除威胁。这种“去士族化”的策略，在孙权任命资望较浅的诸葛恪为辅政大臣时达到顶峰。
四、心理博弈：晚年猜忌的极端化
孙权的心理变化是逼死陆逊的关键变量。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表现出对权力的偏执：
自卑与恐惧的交织：孙权在父兄（孙坚、孙策）的光环下成长，内心深处存在对继承合法性的焦虑。这种心理使其对任何可能威胁统治的人格外警惕。
政治手段的极端化：孙权采用“剪除亲党—多方责难—逼其自尽”的三步策略：先流放顾谭、张休等陆逊支持者，再通过宦官持续羞辱，最终迫使陆逊在赤乌八年（245年）悲愤而死（一说自缢）。
历史教训的投射：孙权可能借鉴了曹操处理荀彧的案例——当功臣的政治立场与君主意志冲突时，消除威胁比维持表面和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