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威震华夏，却在后方遭孙权偷袭，最终败走麦城身死。这一历史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三国格局，更引发后世对孙权决策的长期争议：他为何执意斩杀关羽？这一决策是否如部分观点所言是“愚蠢之举”？通过梳理正史记载与战略逻辑，可发现孙权的行为实为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理性选择。
一、战略层面：打破三国平衡的必然选择
1. 荆州地缘价值的争夺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是连接中原与江南的咽喉要道。对东吴而言，控制荆州意味着可依托长江天险构建完整防线，避免曹魏水军顺江东下。吕蒙曾直言：“取荆州后，东吴方可全据长江，进可图蜀，退可守江。”这种地缘战略价值，使孙权对荆州的觊觎远超表面上的领土扩张。
2. 蜀汉势力膨胀的遏制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集团连取汉中、上庸，关羽又围困襄樊，形成“自许以南望风披靡”的态势。若关羽攻克襄樊，蜀汉将控制长江上游与中原门户，对东吴形成战略包围。孙权若坐视不管，东吴将面临曹魏与蜀汉的双重挤压，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3. 联盟关系的彻底重构
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因利益分配已暗藏裂痕。刘备借荆州不还、关羽单方面驱逐东吴官员等行为，使孙权认定联盟已无实际价值。此时选择联曹伐蜀，既是打破战略僵局的突破口，也是向曹魏递交的“投名状”——通过斩杀关羽表明与刘备决裂的决心，换取曹魏对东吴独立地位的承认。
二、政治层面：消除隐患与树立权威的双重需求
1. 斩断刘备复兴的军事支柱
关羽是蜀汉唯一具备独立指挥大规模水陆联军能力的将领，其镇守荆州十年，深得荆州士民拥戴。若放其归蜀，刘备必以关羽为核心发动复仇战争，东吴将陷入长期消耗战。孙权通过斩杀关羽，直接削弱蜀汉军事能力，为后续夷陵之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2. 瓦解荆州集团的潜在威胁
关羽治下的荆州军团虽归属蜀汉，但士卒多来自荆州本地。孙权若仅占领土地而不消除关羽影响，恐难真正消化荆州。斩杀关羽可摧毁荆州军团的灵魂人物，加速其瓦解分化，避免出现“身在吴营心在蜀”的割据势力。
3. 树立东吴政权的权威形象
孙权通过斩杀关羽这一“三国第一名将”，向天下展示东吴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决心。此举不仅震慑内部反对势力，更向曹魏传递信号：东吴已具备独立对抗蜀汉的能力，迫使曹魏在后续博弈中给予更多战略妥协。
三、个人层面：积怨爆发与情绪驱动的叠加效应
1. 长期外交羞辱的累积
孙权曾三次遭关羽公开羞辱：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求婚关羽被斥“虎女焉嫁犬子”；
同年关羽单方面驱逐东吴任命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官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因军粮不足夺取东吴湘关粮草。
这些行为严重践踏东吴尊严，使孙权对关羽的个人仇恨达到顶点。
2. 内部主战派的推动
吕蒙、陆逊等将领主张夺取荆州，认为“取荆州易如反掌，且可全据长江”。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情绪在东吴内部占据上风，孙权作为政治领袖需平衡各方诉求，最终选择顺应主战派意志。
四、历史验证：孙权决策的理性与代价
1. 短期战略目标的达成
孙权通过斩杀关羽实现三大目标：
夺取荆州，完善长江防线；
打破孙刘联盟，重构三国平衡；
削弱蜀汉实力，为东吴争取发展空间。
这些成果在夷陵之战后得到巩固，东吴得以在三国中维持最长的存续时间（52年）。
2. 长期代价的显现
孙权的决策也埋下隐患：
蜀汉衰落导致曹魏势力坐大，加速三国统一进程；
东吴与蜀汉的长期敌对，使其错失联合抗魏的最佳时机；
斩杀关羽引发的道德争议，损害东吴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