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1860年1月25日—1911年11月4日），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号毅伯，晚年号恢伯、醒醉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八年进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官内阁中书。甲午战后，在沪入强学会，办《时务报》，后改办《昌言报》，自任主编。又先后办《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
新闻理论
首先是对报纸的定性，他认为"报者，若兵器，仁者用之，则可为至仁之事；不仁者用之，亦可为至不仁之事"（《论报章之监督》，《京报》，1907年6月21日，转引自《遗著》卷二，第32页）报纸是一种兵器，具有工具的性质，掌握在谁手中，它就为谁服务。
因此要重视报品、报德，在汪康年眼中，报刊的品德有两点极为重要：一、真实无假，不应该为赢得轰动效应，捏造夸大事实；这样虽然当时见效，一旦为读者知情，必将失去读者信任。二、公正不偏，因报刊影响面大，立言必须公正，不能因一己之好恶，混淆事实，颠倒黑白。否则不但自贬身份，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不利社会稳定。
其次，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主要由4点，一、监督功能，"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主张报纸应监督政府和社会，以使其趋向良性发展。二、启蒙功能，"夫振起社会，开发民智，不能无望于报"，利用传媒的传播优势，宣传近代理念，开启民智。
三、沟通功能，"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利用报纸公开、迅速、普及的特点，将原本层层相隔的民间与政府联系起来，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四、舆论指南功能，"盖报者，全国人之指南"、"甚于火炮百倍"，利用报纸进行正面宣传，扶正气，刹邪气。
再次，对报纸自身的建设，汪康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其处地至崇，其握权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所以要加强对报纸媒体的监督，让社会、政府监督媒体，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此外，对具体的编辑操作，汪康年总结出许多编辑心得和规范。如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能因读者常以要闻多寡来衡量报纸质量，就将平常事统统列入要闻。
报名内容要分类，以大字标出，以求醒目之效；转载其它报纸、杂志的新闻稿件和文章，应注明来历，以避窃取之嫌。翻译外文报纸，遇到记载误解我国事件者，应加按语纠正；翻译人名、地名，应用惯用之字等等，这些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当时却是很重要的经验。由此看出汪康年一方面从读者出发，以方便读者为出发点，总结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这也正是汪康年办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贡献
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创办近1O种报纸。他对中国早期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汪康年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使当时的报纸内容向现代化革新并树立了现代报业的观念。当时中国报业刚刚起步，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汪康年“殚精竭虑”，在经营报馆时很注重报纸的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等问题，开创了中国报馆商业化经营的新时代。
评价及影响
汪康年提出的种种新闻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此外，他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
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的业内经验。作为中国近代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