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以《项脊轩志》中“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的深情文字，成为后世悼亡文学的典范。然而，围绕其情感生活的争议从未停歇：妻子死后，他是否续弦纳妾？这些行为是否削弱了他对亡妻的深情？通过梳理史料与文学创作，可还原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归有光。
一、历史事实：三位妻子与一位侍妾的婚姻轨迹
归有光的婚姻经历在《震川先生集》及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
元配魏氏（1527-1533）：昆山望族之女，归有光青梅竹马的表姐。两人婚后五年，魏氏因病去世，年仅26岁，留下两女（长女如兰早夭）。归有光在《先妣事略》中追忆她“操持家务，资助读书”的贤淑，并在《项脊轩志》中以枇杷树隐喻永恒思念。
继室王氏（1534-1551）：魏氏去世次年，归有光续娶王氏为妻。王氏出身安亭望族，虽为续弦，但实际承担正妻职责。她管理家业、开荒种田，支撑归有光科举屡试不第的困顿生活。归有光称她“生平于世无所得意，独有两妻之贤”，并在《世美堂后记》中记录她“何恨也？方共采药鹿门”的隐逸之志。王氏病逝后，归有光写下《王氏画赞并序》，以“风萧萧，惨别离”的诗句表达悲痛。
第三任妻子费氏（1552-1571）：王氏去世次年，归有光娶费氏为妻。费氏比他年轻近30岁，陪伴他直至去世，但史料中未见费氏相关记载，归有光也未为她撰写悼文，后世推测两人感情淡薄，更多是现实需求下的结合。
侍妾寒花（1532-1544）：寒花是魏氏的陪嫁丫鬟，10岁入归家，魏氏去世后成为妾室。她为归有光生下女儿如兰（1岁夭折），本人19岁病逝。归有光在《寒花葬志》中记录她“垂双鬟，曳深绿布裳”的稚态，文末感叹“事我而不卒，命也夫”，隐含愧疚与无奈。
二、争议焦点：续弦纳妾与悼亡真情的矛盾
后世对归有光的批评多集中于两点：一是魏氏去世后一年多，他与寒花的女儿出生，被解读为“妻子未寒即纳妾”；二是他续娶王氏、费氏的行为，被质疑“悼亡虚伪”。然而，这些争议需置于明代社会语境中审视：
纳妾的合法性与道德性：明代法律允许士大夫纳妾，寒花作为魏氏的陪嫁丫鬟，其身份更接近“家生婢女”而非妾室。归有光在《寒花葬志》中未提及与寒花的情感关系，仅以“婢女”定位，且寒花去世时年仅19岁，其早逝更可能是因疾病或劳役，而非情感纠葛。
续弦的现实需求：归有光科举失意，家境困顿，续娶王氏实为生存所需。王氏不仅操持家务，还资助他讲学、著书，两人在困顿中相濡以沫十六年。这种基于共同生活的情感，与对魏氏的悼亡并不矛盾——正如苏轼在《江城子》中悼念王弗后，仍与续弦王闰之携手度过余生，情感的多维性本就是人性常态。
文学创作的情感纯粹性：归有光的悼亡文字以细节叙事见长，如《项脊轩志》中“妻死，室坏不修”的颓败，与《寒花葬志》中“婢持去不与”的稚趣，均体现他对身边女性的深切观察。这些文字的情感内核是“怀念”而非“独占”，正如他不会因续弦而否定对魏氏的思念，也不会因寒花的早逝而消解对王氏的依赖。
三、历史评价：超越“专情”标签的人文价值
归有光的情感生活引发争议，本质是后世以“现代专情标准”解读古代文人的结果。在明代，士大夫纳妾续弦是常态，而归有光的独特性在于：
对平凡女性的共情：他不仅为正妻写悼文，也为侍妾、庶女立传（如《女如兰圹志》），突破传统文学对“贞烈女子”的单一歌颂，展现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
情感书写的文学创新：他将悼亡从“哀毁骨立”的套路中解放，以“庭有枇杷树”的物象隐喻时光流逝中的思念，开创了“以淡写浓”的悼亡范式，被后世誉为“明文第一”。
人格与文格的统一：归有光一生坎坷，八次科举失利，晚年方得进士，但始终保持“廉洁刚正”的品格。他在长兴知县任上平反冤狱，在顺德通判任上修《马政志》，在南京太仆寺丞任上纂修《世宗实录》，其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共同构成“文以载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