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大泽乡的暴雨冲垮了戍卒的行程，也冲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闸门。陈胜、吴广以九百戍卒为火种，点燃了反抗暴秦的燎原之火。然而，当起义军攻占陈县建立政权时，称王者为何是陈胜而非吴广？这一历史选择背后，既有个人能力的差异，也有时势造英雄的必然。
一、思想格局：陈胜的“鸿鹄之志”与吴广的“执行者”定位
陈胜的领袖气质在起义前已显露端倪。身为雇农时，他便发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展现出超越阶层的政治抱负。反观吴广，虽以“素爱人”的性格赢得戍卒拥戴，但更多扮演着陈胜战略的执行者角色。例如，在“失期当斩”的绝境中，陈胜提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生死抉择，并设计“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造势策略，而吴广则负责具体实施。这种主从关系在起义初期便已确立，为后续权力分配埋下伏笔。
陈胜的领袖才能更体现在战略眼光上。他提出“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的口号，巧妙利用秦朝内部矛盾与楚地民心，使起义军迅速获得合法性。而吴广在攻打荥阳时，因与部将田臧产生分歧，最终被田臧矫诏杀害，暴露出其缺乏权威与决断力的弱点。
二、权力博弈：陈县豪杰的“拥立”与张楚政权的合法性构建
起义军攻占陈县后，陈胜的称王并非个人野心，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据《史记》记载，陈县豪杰建议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这一提议包含三重考量：其一，陈胜作为起义核心，已具备“伐无道，诛暴秦”的功绩；其二，楚地是反秦最激烈的区域，立楚为号能凝聚人心；其三，通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宣言，陈胜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传统，为政权赋予革命正当性。
吴广在此过程中虽被任命为“假王”，但这一称号更多是军事指挥权的授予，而非政权合法性的象征。陈胜通过自立为王，将个人命运与反秦事业绑定，使张楚政权成为全国反秦力量的旗帜。而吴广始终未能突破“执行者”的定位，其军事行动（如攻打荥阳）始终服务于陈胜的战略布局。
三、时势造英雄：陈胜称王的必然性与历史局限性
从历史进程看，陈胜称王具有必然性。秦末暴政导致“天下苦秦久矣”，但农民阶级缺乏统一领导经验，亟需一个能凝聚共识的领袖。陈胜凭借“首义之功”与战略智慧，成为这一历史角色的最佳人选。他分兵四出的策略（如派周文攻咸阳、武臣取赵地），虽因孤军深入而失败，但客观上动摇了秦朝统治基础，为项羽、刘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然而，陈胜的局限性也导致其迅速败亡。称王后，他脱离群众，诛杀故人，导致“诸将以其故不亲附”。相比之下，吴广若称王，可能因缺乏政治手腕而加速政权崩溃。历史的选择往往充满悖论：陈胜的称王既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农民阶级无法突破自身局限的缩影。
四、历史回响：陈胜称王对后世农民起义的启示
陈胜称王的影响远超其个人命运。他首次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观念，打破了“天命论”的桎梏，为后世农民起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历代农民领袖均以陈胜为精神图腾，通过“均平”“等贵贱”等口号动员民众。
同时，陈胜的失败也警示后人：农民政权若缺乏制度建设与阶级联合，终将沦为昙花一现。这一历史教训在刘邦建立汉朝后得到印证——他通过分封功臣、与民休息，将农民起义的成果转化为长期统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