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梁启超的印象，大多是戊戌变法，但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早年钻研科举，少年登第。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
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
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
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光绪八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
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光绪十五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妹相许。
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
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
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
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
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
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