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阳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宁成，以“好使气任威”的性格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是汉景帝时期与郅都齐名的酷吏，又是汉武帝时代因“狼牧羊”式治理遭人忌惮的权臣。其人生轨迹如同一场失控的狂飙，最终在权力漩涡中走向灭族结局。
一、酷吏崛起：从郎官到中尉的“逆袭”
宁成的仕途始于景帝时期的郎官，这一身份为他提供了接触皇权的契机。他性格中“好胜”“任性施威”的特质，在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当小吏时欺凌长官，任长官后控制下属如捆湿柴。但这种“非典型”为官之道，却因景帝对酷吏的需求而获得纵容。
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宁成升任济南都尉，与以“严酷”闻名的济南太守郅都共事。郅都曾因斩杀瞯氏豪强而令郡中“路不拾遗”，但宁成却以更凌厉的姿态打破权力平衡。他不仅不避权贵，甚至驱使百姓的权威超过郡守，这种“以下克上”的作风，实则是景帝借酷吏之手压制地方豪强的政治策略。
二、权力巅峰：中尉之位的双刃剑
元光年间（前134年-前129年），宁成迁任中尉，掌管京城治安。这一职位使他直接面对宗室、外戚与达官显贵，其执法严酷的风格达到顶峰。据《史记》记载，他“治民如郅都，不避权贵”，宗室豪强皆畏惧其威。但宁成的权力根基存在致命缺陷：他缺乏郅都的刚直不阿，转而依赖钻营与权术。
这种矛盾在汉武帝即位后彻底暴露。元朔三年（前126年），宁成因罪入狱，本应接受惩处，却选择伪造通关文书逃回故乡。这一行为暴露了他对皇权的蔑视，也为日后埋下祸根。
三、乡土霸主：逃亡者的“第二人生”
逃归故里的宁成，展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他借贷购置千余顷陂田，役使数千家贫民，数年间积累数千万家产。其排场甚至超越郡守——“出入随从数十骑，威重于郡守”。这种“土皇帝”式的生活，源于他对地方官吏的威胁手段：搜集官员短处，以“侠气”为掩护实施控制。
但宁成的“复出”始终伴随着争议。汉武帝曾有意任用他为郡守，却因公孙弘“治理百姓如狼牧羊”的谏言而作罢。最终，他仅被任命为关都尉，却留下“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的恐怖名声。这种“半官半匪”的身份，使其成为权力体系中的异类。
四、崩塌时刻：义纵的致命一击
元狩二年（前121年），宁成的命运迎来转折。新任南阳太守义纵到任后，立即以“破坏地方秩序”为由展开调查。义纵与宁成同属酷吏体系，但政治立场截然对立——前者代表皇权对地方势力的绝对控制，后者则试图在体制外构建权力网络。
义纵的打击精准而致命：他不仅揭露宁成逃狱、伪造文书的旧案，更指控其“役使贫民”“威胁官吏”。在汉武帝“打击豪强”的政治背景下，宁成被判处灭族。这场权力清洗的深层逻辑，是汉武帝对酷吏体系的整顿——当酷吏从“工具”变为“威胁”时，皇权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五、历史镜鉴：酷吏的生存悖论
宁成的结局，折射出西汉酷吏群体的共同困境：
工具化命运：酷吏的崛起依赖皇权对地方势力的压制需求，但当豪强被削弱后，他们便成为“需要被清理的冗余”。
性格决定论：宁成“好使气任威”的性格，使其既无法像郅都那样坚守原则，也无法像张汤那样圆滑周旋，最终在权力游戏中成为牺牲品。
制度性缺陷：西汉酷吏体系缺乏约束机制，宁成从执法者蜕变为地方霸主的过程，暴露了制度对权力滥用的纵容。
据统计，《史记》《汉书》中记载的46名酷吏中，22人被杀，5人自杀，仅8人善终。宁成的灭族，是这一群体悲剧性命运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