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长安城笼罩在巫蛊之祸的阴霾中。太子刘据起兵失败后，皇后卫子夫以三尺白绫终结了自己38年的皇后生涯。这场悲剧不仅撕裂了汉武帝的亲情，更成为后世解读帝王情感与权力逻辑的经典样本。历史记载中，汉武帝对卫子夫之死的态度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既有草率处置的冷酷，也有晚年追思的悔意。这种撕裂感，恰恰折射出专制皇权下人性的复杂挣扎。
一、血色收场：卫子夫之死的直接诱因
巫蛊之祸的爆发源于汉武帝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当江充等佞臣借"巫蛊诅咒"构陷太子刘据时，汉武帝选择相信谗言而非血脉亲情。征和二年（前91年），太子被迫起兵诛杀江充，这场自卫反击被定性为"谋逆"。汉武帝派兵镇压，导致长安城五日屠戮，数万军民殒命。
作为太子生母，卫子夫的命运在此刻被彻底绑定。当汉武帝收缴皇后玺绶时，这位60余岁的老皇后选择以死明志。据《汉书》记载，她"不能自明，遂自杀"，遗体仅用"小棺"草草葬于城南桐柏亭，距汉武帝茂陵数十里之遥，彻底剥夺了皇后应有的丧仪。这种处置方式，与汉武帝此前对陈皇后"长门宫幽闭"的惩罚形成鲜明对比，暴露出其对卫子夫的决绝态度。
二、权力逻辑下的冷酷处置
汉武帝对卫子夫的严厉惩处，本质是维护皇权绝对性的政治操作。作为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出身微贱却母仪天下38年，其家族卫青、霍去病更缔造了"封侯五人"的军事传奇。但巫蛊之祸中，卫氏外戚集团被彻底清算：
卫青长子卫伉被诛
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遭牵连处死
公孙贺父子灭族
这种系统性清除，旨在消除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汉武帝通过剥夺卫子夫的皇后名分与丧仪规格，向天下宣告：即便是最尊贵的皇后，在触及皇权底线时亦不过蝼蚁。这种冷酷，实则是专制体制下"家国同构"的必然产物——皇帝既是国家象征，也是家族宗主，任何挑战其权威的行为都必须付出惨痛代价。
三、时光沉淀中的悔意觉醒
随着巫蛊之祸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汉武帝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征和四年（前89年），他颁布《轮台罪己诏》，承认"深陈既往之悔"，虽未直接提及卫子夫，但反思"巫蛊之祸，殃及无辜"的表述，已隐含对错杀的悔恨。更显著的证据来自后续举措：
血债血偿：诛灭江充三族，将苏文焚于横桥，对太子门客从轻发落
象征性平反：修建思子宫与归来望思台，虽未恢复卫子夫名号，但通过建筑空间重构了父子伦理
保护皇孙：特赦仍在襁褓中的刘病已（汉宣帝），使其免于牵连
这些行为表明，汉武帝在权力清算后，开始正视自己作为父亲与丈夫的情感缺失。尤其当得知太子实为冤死时，其痛苦"霍光在宫中修'思子台'"的记载，侧面印证了对卫子夫母子的愧疚。
四、帝王情感的双重面相
汉武帝对卫子夫的情感始终交织着权力算计与人性温情。早期，卫子夫以"恭谨克己"的德行赢得尊重，其家族的军事功勋更巩固了她的地位。即便年老色衰后，汉武帝仍保持对她的基本礼遇——这从其死后未正式废后（仅收缴玺绶）可见一斑。
但巫蛊之祸中，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当权力安全与个人情感产生冲突时，汉武帝选择了前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通过追思建筑、调整政策等方式弥补过错。这种矛盾行为，恰恰揭示了专制帝王的人性困境：他们既是冷酷的政治动物，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五、历史镜鉴：权力与情感的永恒博弈
卫子夫之死，成为解读汉武帝统治风格的关键切片。它既展现了皇权专制的非理性暴力，也暴露了权力者的人性弱点。汉武帝晚年对巫蛊之祸的反思，以及通过《罪己诏》实现的制度纠偏，为后世提供了"帝王如何平衡权力与人性"的深刻启示。
而卫子夫的命运，则成为封建时代女性政治悲剧的典型缩影。从歌女到皇后，她以隐忍与智慧创造了传奇，却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种反差，恰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评价："卫后色衰，爱驰财移"，道尽了红颜薄命与权力无常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