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黄娥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坚韧的品格，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的妻子，她不仅以“蜀中四大才女”之名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齐名，更以与杨慎三十载相濡以沫的深情，成为后世传颂的传奇。
才情初绽：名门闺秀的诗意人生
黄娥，字秀眉，1498年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黄珂是成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母亲聂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黄娥自幼聪慧过人，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不仅精通琴棋书画，更在诗词曲赋上展现出惊人天赋。她笔下的《闺中即事》“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以灵动的笔触勾勒出少女对春日美景的向往，尽显天真烂漫之态。
少女时期的黄娥便以才情闻名京城。十三岁时，听闻杨慎状元及第的消息，她心生倾慕，这份情感成为她日后择偶的重要标准。她拒绝众多求婚者，坚持要嫁像杨慎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这份执着，既是对爱情的纯粹追求，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定守护。
佳偶天成：才子佳人的诗意结合
正德十四年（1519年），22岁的黄娥终于等来了与32岁杨慎的婚姻。这场婚姻不仅是两个家族的联姻，更是两位灵魂伴侣的结合。杨慎，这位“大明第一才子”，十一岁能诗、十三岁名动京华、二十四岁状元及第，其才华与品格深深吸引着黄娥。而黄娥的才情与温婉，也让杨慎为之倾倒。
婚后，二人在成都桂湖的石榴阁中，以诗会友、以琴传情。黄峨写下《庭榴》诗：“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以石榴花的明艳隐喻爱情的热烈；杨慎则填《临江仙》赠之：“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尽显缱绻情意。他们共同编纂《廿一史弹词》，黄峨为其谱曲相和，桂湖之畔的“状元红”桂树，见证着他们“团团清影好”的诗意缠绵。这段时光虽短暂，却成为二人此生最温暖的回忆。
生离死别：政治风波中的坚韧守护
然而，命运的风暴很快席卷而来。嘉靖三年（1524年），“大礼议”事件爆发，杨慎因直谏触怒嘉靖帝，遭两次廷杖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永不得赦。这一变故如晴天霹雳，将黄娥从幸福的云端推入痛苦的深渊。
得知消息后，黄娥毅然携家仆沿长江逆流而上，护送丈夫至湖北江陵。途中，她亲敷汤药照顾杖伤溃烂的杨慎，更在刺客暗杀时智退歹徒。在临江渡口，杨慎强忍悲痛写下《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黄峨则以五首《罗江怨·闺情》回应：“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字字泣血，句句断肠。
分别后，黄峨回到新都，独自承担起照顾公婆、操持家务的重任。她以诗词寄情，写下《寄外》：“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将满腔相思化作笔墨，跨越千山万水，传递到丈夫身边。杨慎在瘴疠之地见诗恸哭，试和三阕终觉“意境不及”。
三十载相思：以文字为舟楫的坚守
在长达三十年的分离中，黄娥与杨慎以诗词为舟楫，载着“云山几盘，江流几湾”的思念，坚守着“生同心”的誓言。嘉靖五年（1526年），杨慎之父杨廷和病重，黄峨陪同丈夫回蜀探望。短暂的相聚后，杨慎不得不再赴云南，而黄峨则独自面对“泥途满眼登临倦，天涯极目空肠断”的孤寂。
分离岁月里，杨慎著书讲学成就《升庵集》八十卷，黄峨整理其文稿编纂《杨状元妻诗集》。他们以文字相拥，在政治动荡中坚守志趣，在时空阻隔中传递深情。黄峨的《黄莺儿·寄外》：“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杨慎的《离思行》《画眉关忆内》等诗篇，成为乱世相思的千古绝唱。
死别同穴：永恒的诗意归宿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十二岁的杨慎在云南病逝。黄峨得知噩耗时已年过花甲，她变卖首饰、徒步千里，历尽艰险将丈夫灵柩迎回四川新都。十年后，隆庆三年（1569年），七十二岁的黄峨病逝于桂湖榴阁。临终前，她留下遗愿：“与用修合葬，生死相依”。二人的合葬墓至今仍矗立于桂湖之畔，成为后人凭吊之地。
文学史上的双子星
黄娥与杨慎的爱情，超越了才子佳人的风月传奇，成为乱世中文人风骨与女性坚韧的象征。她的散曲被徐渭赞为“云蒸霞烂”，其《陶情乐府》与杨慎的《升庵遗集》相映成趣，二人诗词合编的《杨升庵夫妇散曲》，成为明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今日新都桂湖，游人仍能听见讲解员吟诵那首《桂湖夜月》：“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这四句诗，恰似黄娥与杨慎的爱情写照——纵然阴阳相隔，诗魂永系，如同湖畔双生桂树，根脉相连，香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