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君权与臣权的博弈从未停歇，而“弑君”这一极端行为，犹如黑暗中的惊雷，一次次撕裂了封建王朝看似稳固的统治秩序。那么，究竟是谁开了弑君的先例？这一问题需要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事件与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剖析。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弑君乱象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据相关统计，在约295年的时间里，有明确记载的弑君事件多达数十起。这一时期，卿大夫专权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弑君事件频发的重要因素。
齐国的崔杼弑君便是典型例子。崔杼身为齐国执政大夫，权势滔天。然而，齐庄公却与崔杼之妻东郭姜私通，甚至将崔杼的冠冕赏赐给近臣，公然践踏崔杼的尊严。崔杼隐忍不发，暗中等待报复时机。公元前548年五月，莒国国君来齐朝见，齐庄公设宴款待。崔杼谎称患病，诱使庄公以探病为名前往崔府。早已埋伏好的甲士突然关闭院门，将庄公的随从挡在门外。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和解，遭崔杼拒绝；恳请在太庙自杀以全君礼，亦被驳回。最终，这位在位6年的君主死在崔氏家臣的戈矛之下。崔杼弑君事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爆发，更是卿大夫与君主权力博弈的结果。当时，齐国卿大夫势力膨胀，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军队，逐渐成为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力量。而齐庄公试图加强君权，打压卿族，这无疑触动了崔杼等卿大夫的利益，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晋国的“曲沃代翼”同样惊心动魄。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即位后，将叔父成师封于曲沃。曲沃规模超过晋国都城翼城，且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成师到曲沃后，积极扩充势力，收买人心，一场小宗觊觎大宗君位的战争悄然拉开帷幕。此后，晋国陷入了无尽的混乱。晋昭侯被大夫潘父弑杀，潘父企图迎立曲沃桓叔为君，然而晋国公室势力仍在，曲沃桓叔的首次夺权以失败告终。但曲沃一脉并未放弃，桓叔之子曲沃庄伯继续兴兵攻打翼城，晋孝侯、晋哀侯等多位国君先后在这场内乱中丧命。直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终于成功攻杀晋侯缗，完成了“曲沃代翼”，成为晋国新的统治者。这场长达六十七年的内乱，使得晋国元气大伤，也打破了周朝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启了以下犯上、弑君夺位的恶劣先例。
秦汉至三国：弑君行为的“升级”与突破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弑君行为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秦国的赵高，早年在秦始皇身边当差，凭借钻研刑名律法成为皇帝的亲信。秦始皇让他教小儿子胡亥断案，一来二去，他成了胡亥最信任的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路上病死，临终前留下遗诏让扶苏继位。赵高瞅准机会，扣下遗诏，联合丞相李斯篡改诏书，说秦始皇改立胡亥，还伪造罪名让扶苏和蒙恬自杀。扶苏接到诏书，没多想就自尽了。赵高这一招，开了个极坏的头，臣子敢明目张胆篡改遗诏、逼死储君，简直是挑战皇权的底线。胡亥当上皇帝后，赵高更是一手遮天，最后甚至逼死胡亥，想自己登基，可惜没成，被秦王子婴设计杀死。
东汉末年，董卓靠镇压黄巾起义和边疆叛乱发家，手里握着重兵，谁也不放在眼里。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和宦官斗得不可开交，竟召董卓进京帮忙。190年3月6日，董卓派郎中令李儒给弘农王刘辩送去一杯毒酒。刘辩先是不肯喝，在李儒的强迫下，无奈接过酒杯，悲歌道：“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歌毕，一饮而尽，倒地身亡，时年仅15岁。董卓的残暴激起民愤，最后被吕布刺杀，死的时候百姓拍手称快，尸体被点了天灯，可见大家对他恨到极点。
然而，真正让弑君行为突破伦理底线、成为后世权臣篡位“标准化流程”的，当属三国时期的司马昭。公元260年，曹魏皇帝曹髦亲率三百仆从冲向司马昭府邸，高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最终被司马家武士成济当街刺死。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明目张胆的弑君案，彻底撕碎了君臣关系的遮羞布。曹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亲自带兵讨伐权臣反被杀的皇帝，血溅洛阳街头，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司马昭为平息舆论，将成济“夷三族”，上演了“弃卒保帅”的政治戏码，但自己却进封晋公，加九锡，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此后，司马昭拥立曹奂为帝，自己当相国，封晋王，其子司马炎最终逼曹奂禅位，建立西晋。司马昭的弑君行为，不仅开创了当街杀帝的恶劣先例，更形成了一套“弑君 - 封王 - 篡位”的流水线模式，为后世权臣所效仿。刘裕杀晋安帝建南朝宋，萧道成弑宋顺帝建齐，皆复制此模板，使得弑君篡位成为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常见现象。
结论：弑君先例的多元审视
从严格的历史时间线来看，弑君行为并非始于某一特定人物，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和升级的。春秋战国时期，卿大夫专权、诸侯争霸，弑君事件频发，但多是在诸侯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背景下发生，尚未形成对中央皇权的直接挑战。秦汉时期，赵高、董卓等人的弑君行为，虽然性质恶劣，但或因朝代更迭的混乱，或因自身结局悲惨，未能形成系统的“弑君模式”。
而司马昭的弑君行为，则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他将弑君与篡位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更迭流程，且其家族最终成功建立西晋王朝，使得这一模式在后世得到广泛效仿。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昭的弑君行为对后世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开了弑君篡位的“坏头”。
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将弑君行为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弑君现象的背后，是封建王朝权力结构的深刻矛盾，是君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极度分散之间，在道德的约束与欲望的膨胀之间，弑君行为成为了权力斗争极端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