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群雄逐鹿，秦国以锐不可当之势开启东出征途。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甘茂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从楚国布衣之士跻身秦国相位，成为推动秦国扩张的关键人物。他的传奇人生，既是个体奋斗的史诗，更是战国政治生态的生动缩影。
寒门贵子：纵横术开启仕途之门
甘茂出生于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甘罗乡），自幼师从史举学习百家学说，尤其精通纵横术。他深谙“量权-揣情-摩意”三法，善于洞察局势、把握人心。彼时，张仪以连横之策游说诸侯，为秦国打开外交新局面。甘茂敏锐捕捉到时代机遇，经张仪、樗里疾引荐，得以拜见秦惠文王。
初入秦国的甘茂并未立即获得重用，而是从宫廷掌史这一文职起步。这个职位虽不显赫，却让他得以接近权力核心，积累政治经验。秦惠文王晚年患疯癔症，太子嬴荡（即后来的秦武王）需寻觅老师。朝中重臣张仪常年在外奔波，樗里疾忙于内政，司马错镇守边关，甘茂因此被推上太子师之位。尽管未获太傅爵位，但他凭借杂学兼通的学识与太子建立起深厚情谊，为日后仕途埋下伏笔。
相位崛起：军事外交双轨并进
秦惠文王去世后，秦武王即位。这位以勇力著称的君主对甘茂极为信任，三个月内将其连升六级，任命为左丞相兼上将军，与右丞相樗里疾共同执掌朝政。甘茂的崛起，既得益于秦武王的用人策略，也源于其自身能力。
在军事上，甘茂以宜阳之战奠定功勋。秦武王三年（前308年），武王欲通过三川之地观周室九鼎，甘茂领命攻打韩国重镇宜阳。此战面临诸多困境：宜阳虽为县，实则富庶如郡，且韩国联魏抗秦，秦军需远行千里攻打坚城。为消除武王疑虑，甘茂以“息壤之盟”立下军令状，承诺不克宜阳不归。他采用“伪撤军”之计诱敌出击，反身合围，历时五月终破城，斩首六万。此战使秦国控制崤函险要，打通东进通道，武王得以实现观鼎夙愿。
在外交上，甘茂展现卓越谋略。秦昭襄王即位初期，楚国围攻韩国雍氏，韩王派公仲侈向秦国求援。当时宣太后为楚人，秦国不愿出兵。甘茂以“唇亡齿寒”之理劝谏昭王，指出若韩楚联合，魏国必附，秦国将陷入孤立。昭王采纳其建议，出兵解韩国之围，维护了秦国在中原的利益。
客卿困境：权力倾轧下的流亡抉择
尽管甘茂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但作为客卿，他始终面临本土势力的排挤。秦昭襄王即位后，宣太后芈氏集团崛起，向寿、公孙奭等宗室旧臣对甘茂心怀不满。他们翻出“伐蜀争议”旧账，指控甘茂“耗费国力”，并在昭王面前频繁进谗言。
甘茂的政治危机在“武遂归韩”事件中彻底爆发。为缓和秦韩关系，甘茂提议将武遂归还韩国。此举遭到向寿、公孙奭强烈反对，他们指责甘茂偏袒魏国、损害秦国利益。昭王听信谗言，对甘茂产生疑虑。甘茂深知“曾参杀人”的典故，担心自己重蹈覆辙，遂在攻打魏国蒲阪时借机逃亡齐国。
流亡期间，甘茂的命运跌宕起伏。他在齐国任上卿，后出使楚国。秦昭王曾欲迎其归秦，赐予卿位，但甘茂因感激齐国恩德不愿返回。齐王以上卿之礼留他在齐为官，秦国则免除其全家赋税役以示争夺。最终，甘茂客死魏国，结束了其充满传奇与波折的一生。
历史回响：客卿政治的战国标本
甘茂的成败，深刻揭示了战国政治的三重悖论：
才能与信任的张力：客卿才能越出众，越易遭本土势力忌惮。甘茂虽缔造“东出”基业，终因“非我族类”被弃。
功绩与野心的平衡：其“求封汉中”之举，触碰秦王集权红线，体现客卿在功赏机制中的尴尬处境。
跨国流动的双刃性：流亡期间说楚攻秦、助齐伐宋，虽保个人荣华，却加剧“楚材秦用”信任危机，反噬后来者如范雎、蔡泽的生存空间。
司马迁评价甘茂“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既肯定其才具，亦点破其局限。甘茂的政治生涯，犹如渭水之上的独木舟，在秦国集权巨浪与六国合纵漩涡间艰难穿行。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更是战国政治逻辑的残酷写照——在绝对功利的时代，再卓越的才智也不过是权力棋盘上的过河卒子，进则马革裹尸，退则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