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之前，由于明清两朝的紧张关系，所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即使接纳了明朝的降将，但是在正式派发具体任命之时，还是有诸多顾虑和戒心的。
而顺治在1651年（顺治八年）亲政之后，突破传统开始大力任用汉臣，诸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都受到了顺治的重用，这不仅可以在全天下面前树立一个贤君的形象（毕竟还是汉人多），而且也能使降将更加心悦诚服忠心指数暴涨。
顺治初年，江山刚定，满清的八旗铁骑虽然勇猛，但是南方南明小朝廷和各处农民起义军尚存不小的实力，如果稍不小心就会被联合反水。而且清朝不间断地接收了一批前明降臣，为了彰显大度、赢得民心，顺治帝决定重用汉臣。
清朝几乎将明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照搬过去了，更推陈出新开创了满汉复职制，就是同一个职位，由满、汉两个官员任职，由于基层工作满人不愿意干，都给了汉人，所以清廷一度出现了汉臣人数超过满臣的现象。
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
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
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孙可望（？—1660年），原名孙可旺，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陕西延长县（或作米脂县）人。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张献忠在陕北起义，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改姓张。成年后，勇敢、狡奸，每遇敌，他率部下沉着应变，被军中呼为“一堵墙”。因为他识字，又机灵，很受张献忠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