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婚姻远非简单的男女结合，而是承载着家族兴衰、礼制规范与社会伦理的复杂体系。娶妻作为婚姻的核心环节，其本质是男性通过明媒正娶的方式，将符合礼制规范的女性纳入家族体系，从而完成家族联姻、延续香火、巩固社会地位的多重目标。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婚姻的政治化、制度化与伦理化要求。
一、家族联姻：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纽带
古代娶妻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家族联姻。在“门当户对”的婚姻原则下，男性家族通过迎娶地位相当或更高家族的女性，构建起政治与经济的联盟网络。这种联姻模式在周代“媵妾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诸侯娶妻时，女方需以同姓姐妹或侄女为媵，形成“一娶九女”的婚姻格局，既扩大了家族影响力，又通过联姻巩固了政治联盟。例如，晋献公娶贾国女子为妻，虽未直接生育嫡子，但通过联姻获得了贾国的支持，为后续扩张奠定了基础。
婚姻的经济功能同样显著。纳征环节中，男方需向女方赠送大量聘礼，包括玄纁束帛、俪皮（鹿皮）、玉器等象征财富的物品。这些聘礼不仅是婚姻成立的物质基础，更成为家族经济实力的象征。宋代以后，聘礼逐渐演变为金银珠宝、田产房屋等实物，甚至出现“赵宋宗室王纳妃，赐女家白金万两”的极端案例，进一步凸显了婚姻的经济属性。通过娶妻，男方家族得以整合女方家族的资源，实现财富的积累与传承。
二、礼制传承：从“六礼”到“三书”的仪式规范
古代娶妻的核心是遵循严格的礼制规范。周代确立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成为婚姻仪式的标准流程，贯穿于整个婚姻过程。纳采环节中，男方需备雁作为礼物，象征“顺阴阳往来”的礼制精神；问名与纳吉则通过占卜生辰八字，确保婚姻符合“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纳征环节的聘礼交换，既是物质契约，更是礼制承诺的体现；亲迎仪式中，新郎需在黄昏时分迎娶新娘，延续“男以昏时迎女”的古老传统。
宋代以后，随着礼制简化，“三书”（聘书、礼书、迎书）成为婚姻文书的核心。聘书作为订亲文书，明确双方婚姻关系；礼书详细列明聘礼种类与数量，体现礼制的物质化；迎书则用于迎娶当日，象征婚姻仪式的最终完成。这些文书的存在，使得婚姻从私人行为上升为受礼制保护的公共事件，确保了婚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三、伦理秩序：妻妾分明的家庭结构
古代娶妻的伦理目标在于确立“妻为尊、妾为卑”的家庭秩序。妻作为明媒正娶的正室，享有管理家庭事务、抚养嫡子、参与祭祀等核心权力，其地位仅次于夫主。例如，正妻所生子女被称为“嫡子”，拥有优先继承权；而妾室所生子女则为“庶子”，继承权受限。这种嫡庶之分不仅体现了血缘纯正性的要求，更通过婚姻制度强化了家族内部的等级秩序。
妻妾分明的伦理规范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妻可穿金戴银、乘坐轿子，享受家族最高礼仪待遇；妾则只能穿着普通布料、步行出行，甚至需向妻行礼。法律层面，妻的地位同样高于妾：丈夫伤害妻需承担更重刑罚，而妾对妻的冒犯则可能面临严厉惩罚。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确保了婚姻作为家族伦理核心的功能，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文化象征：婚姻仪式的符号意义
古代娶妻的仪式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亲迎环节中，新郎需跨过火盆与马鞍，象征“驱邪避灾”与“平安吉祥”；合卺酒（交杯酒）的饮用，则寓意夫妻“同甘共苦、永结同心”。这些仪式细节不仅强化了婚姻的神圣性，更通过符号化的表达，将婚姻与家族延续、社会和谐等宏大主题紧密相连。
婚姻中的物品同样承载文化寓意。龙凤呈祥的图案象征夫妻和谐，红双喜字代表喜事加倍，鞭炮则用于驱邪纳福。这些文化符号的广泛使用，使得婚姻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巩固了婚姻在古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