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