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秦国以雷霆之势横扫六合，而白起作为秦军统帅，凭借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等旷世奇功，为秦国统一奠定基石。然而，这位“杀神”的结局却充满悲剧色彩——他因拒绝领兵攻赵，被秦昭襄王赐死于杜邮。白起之死，既是个人命运与权力逻辑的碰撞，更是战国时代军事与政治矛盾的缩影。
一、白起的军事神话：以杀伐铸就秦国霸业
白起的军事生涯堪称一部“歼灭战教科书”。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他以10万秦军对阵韩魏24万联军，通过“避实击虚、分割包围”战术全歼敌军，斩首24万，俘虏魏将公孙喜，一举打通秦国东进中原的通道。此战后，白起升任国尉，开启其征服之路。
公元前279年鄢郢之战，白起率军深入楚境，以“水攻”奇策灌淹鄢城，溺毙楚军数十万，攻克楚都郢城，迫使楚国迁都陈地。此役不仅摧毁楚国核心区，更让白起获封“武安君”，名震七国。
而长平之战则是白起军事思想的巅峰。公元前260年，他临危受命接替王龁，面对赵括率领的45万赵军，白起以“佯败诱敌、迂回穿插、断粮围困”三步走战略，将赵军围困46天后迫其投降，最终坑杀40万降卒。此战彻底击垮赵国军力，使秦国统一进程不可逆转。据统计，白起一生攻城70余座，歼灭六国军队超百万，占战国时期总战死人数的一半以上。
二、功高震主：白起与秦王的权力裂痕
白起的军事成就虽为秦国带来巨大战略优势，却也埋下了与秦王权力冲突的种子。长平之战后，白起主张乘胜攻赵，直取邯郸，但秦昭襄王受范雎“秦军疲惫，需休整”的谏言影响，接受韩、赵割地求和，错失灭赵良机。
一年后，秦军再攻邯郸受挫，秦昭襄王欲重启白起为帅，却遭其三次拒绝。白起认为此时出兵“时机已失，胜算渺茫”，但秦王将其视为“抗命不尊”。范雎趁机进谗言，称白起“心怀怨望，有异志”，最终激怒秦王。公元前257年，白起被贬为士卒，流放至杜邮，秦王遣使者赐剑令其自刎。
三、权力逻辑的残酷：军事天才的必然困境
白起之死，本质是战国时期“君权-将权-相权”三角关系的爆发。
君权对将权的压制：秦昭襄王需维护绝对权威，白起“功高震主”的姿态已威胁王权。当白起公开质疑战略决策时，秦王将其视为对君权的挑战，而非军事建议。
相权与将权的倾轧：范雎作为丞相，与白起分属文武两系。范雎为巩固相位，借白起“拒战”之举构陷其“不忠”，将个人权力斗争上升为政治清算。
军功集团的利益冲突：白起代表的军功阶层与范雎代表的文官集团存在深层矛盾。商鞅变法后，秦国“尚首功”制度催生军功集团，而白起作为军功巅峰代表，其存在本身即对文官体系构成压力。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性：战神与人屠的争议
白起的军事成就与道德争议始终并存。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赞其“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又斥其“坑降四十万，不仁之极”。后世对白起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军事层面：毛泽东称其为“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出其右”，其“避实击虚”“分割包围”等战术被后世兵家奉为经典。
道德层面：班固将白起与王翦并称为“豺狼之徒”，认为其“穷武极诈”导致秦国民心不附。长平坑杀降卒的行为，更被视为“反人道”的典型。
五、白起之死的启示：权力与能力的永恒博弈
白起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专制政权下，军事天才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君主的猜忌与权臣的倾轧。他的死虽延缓了秦国统一进程，却成为后世研究“功高震主”现象的经典案例。
白起以杀伐成就秦国霸业，却因拒绝成为权力工具而殒命。这一结局，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悲叹，更是对权力逻辑的深刻揭示——在绝对君权面前，任何个体的能力与忠诚都可能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