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北宋王朝一片呈平，人才辈出，文有晏殊、欧阳修，武有范仲淹、狄青，外交上更有韩琦等人，其实还有不少宋代名人曾生活在仁宗时期：柳永、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司马光……
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苏轼。
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欧阳修喜欢，因为怀疑试卷是自己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苏轼的文章点为第二，紧接着，苏轼通过礼部复试、皇帝主持的殿试，如愿进士及第。
那一年，苏轼虚岁22。当他沉浸在高中的喜悦之中时，老家眉州传来噩耗，苏轼母亲于四月初病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匆忙踏上返乡道路。
嘉祐四年，苏轼守孝期满后再次赶赴京城，被朝廷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辅佐知县的九品小官）。
苏轼并未上任，而是走了欧阳修的路子，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中的直言极谏科考试，作六篇策论，对朝政进行抨击，然而由于发自肺腑、看问题透彻、为王朝考虑等特点，却深得仁宗喜欢，将其中一篇评为“三等”，纵观宋朝，只有两个人得过三等，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考试取得好成绩，自然也就得了不错的官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以京官充任地方官，比起河南福昌县主簿一职，有了明显提升。
在凤翔的四个年头里，苏轼常常与百姓接触，看到了许许多多，为此他给皇帝或者宰相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
尤其是《思治论》中的一些话语，振聋发聩，苏轼认为，政策或者法律，只有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认为是觉得对的，那它才是（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苏轼日后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必然的）：
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
至平二年，苏轼还朝，任判登闻鼓院。那时，仁宗已经去世两年多，新皇帝是仁宗与曹皇后的养子——赵曙，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宋英宗。
英宗还没有做皇帝时就常常听人提起苏轼，欧阳修更是直言苏轼有朝一日一定远超自己，如此大的名气，英宗自然想让苏轼能够有机会常伴自己左右，于是他提出让苏轼入翰林，知制诏（负责起草诏令，对文字功底要求高）。
没想到，宰相韩琦当时就反对了：“苏轼是人才，以后肯定会被重用，但是现在他才做官几年，就被破格提拔，其他人会非常有意见，这不利于苏轼以后的仕途。”
不能起草诏令，那么记载自己起居总可以吧？于是英宗又提出让苏轼修起居注。韩琦又拒绝了：“记注与制诰身份差不多，也不能给。皇帝如果真的看重苏轼，就让他参加考试，通过考试之后，再给苏轼一个能够经常见到皇帝的馆阁职务。”
韩琦两次拒绝英宗给苏轼的官职，直接让英宗十分着急了：考不过就惨了！根本不想让苏轼考试，只想直接给苏轼官做，英宗实在是看重苏轼！不过，韩琦又拒绝了，坚持要苏轼参加官员考试。
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
苏轼是有才的人，怎会怕考试，在考试中，苏轼取得三等的好成绩，入了直史馆（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
后来不知道是哪一个好事之徒将韩琦不愿意苏轼出任记注与制诰一事告诉苏轼，苏轼不仅仅心中没有怪韩琦，反而十分感激，毕竟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自己资历不够居高位，肯定会麻烦不断，他十分感激韩琦，韩琦的做法其实是真正的爱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