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夹在唐朝与宋朝之间，以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发、社会动荡著称。尽管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重要变革，但后世史书对其记载相对简略，甚至常被视为“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为何历史对五代十国的承认度较低？这一现象背后，既有历史叙事的内在逻辑，也与后世价值观的筛选密切相关。
一、政权更迭的“速朽性”：历史记忆的断裂
五代十国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权的短暂性与不稳定性。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中原地区轮替，平均每代存续仅十余年，最短的后汉仅四年；十国中除前蜀、后蜀、南唐等少数政权存续较久外，多数国家寿命不足二十年。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格局，导致历史记忆难以沉淀。例如，后梁朱温篡唐后迅速被后唐取代，后晋石敬瑭因割让燕云十六州沦为千古笑柄，后汉刘知远父子在位仅四年便被郭威推翻——政权的速朽性使得后世难以形成稳定的历史认同。
相比之下，汉唐等大一统王朝通过长期统治塑造了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与短暂存续，使其在历史叙事中沦为“过渡性注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直言：“五代之乱极矣”，其编纂目的便是通过批判“乱臣贼子”来强化儒家伦理秩序，而非客观记录这段历史。这种价值判断进一步削弱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
二、伦理崩坏的“负面典型”：儒家史观的排斥
五代十国时期，传统儒家伦理遭受严重冲击。武将篡位、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成为常态：后梁朱温弑唐昭宗、后唐李存勖宠信宦官导致内乱、后晋石敬瑭认契丹为父、后汉刘承祐屠杀功臣……这些行为彻底颠覆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儒家史观强调“以史为鉴”，而五代十国的伦理乱象被视为“反面教材”。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承认五代十国是“治乱相循”的必然阶段，但仍将其定位为“乱世”，重点批判其道德沦丧。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五代十国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刻意淡化以维护儒家正统性。
三、经济文化的“区域性”：统一叙事的遮蔽
尽管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取得显著发展（如吴越的水利建设、南唐的茶叶贸易、闽国的海外贸易），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但这种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北方因战乱频繁，经济长期停滞；南方虽繁荣，却因政权割据缺乏整体性。后世史书更关注统一王朝的经济成就（如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的“商业革命”），而五代十国的区域经济亮点被统一叙事所遮蔽。
文化领域亦然。五代十国时期，词体文学（如南唐李煜、后蜀花间派）、绘画（如董源山水画）、书法（如杨凝式“疯颠体”）均有创新，但这些成就被视为宋代文化的“前奏”，而非独立的历史阶段。例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但仍将这一转变归因于个人天赋，而非五代十国的时代背景。
四、后世史观的“选择性记忆”：大一统的执念
中国历史叙事长期以“大一统”为正统标准。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与这一标准背道而驰，其历史价值因此被低估。例如，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其制度设计（如枢密院、三司使）虽借鉴五代经验，但史书更强调其“终结乱世”的功绩，而非五代十国的制度贡献。
此外，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多为沙陀族（如后唐、后晋、后汉），这一非汉族背景在后世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尽管沙陀政权已深度汉化，但史书仍将其视为“异族入侵”，加剧了对其合法性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