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长安城内暗流涌动。吕后去世后，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手铲除吕氏势力，却面临一个关键问题：谁将成为大汉王朝的新君主？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仅剩代王刘恒与淮南王刘长存活。最终，原本默默无闻的刘恒被推上皇位，史称汉文帝。这场看似“天上掉馅饼”的登基事件，实则是权力真空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多方势力博弈的妥协结果。
一、权力真空：吕后乱政后的皇位之争
吕后专权十六年，通过扶植傀儡皇帝、迫害刘氏宗亲、分封吕氏诸侯，将刘氏江山推向崩溃边缘。她先后立刘恭、刘弘为帝，却因少帝刘弘“非惠帝子”的争议，被功臣集团视为吕氏余孽。吕后去世后，周勃、陈平等人迅速发动政变，诛灭吕氏集团，但皇位继承问题随之浮现。
按照“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少帝刘弘若为惠帝血脉，其皇位合法性本不容置疑。然而，功臣集团为彻底消除吕氏影响，宣称少帝“非刘氏子”，并以此为由废黜。这一举动暴露了权力斗争的本质：功臣集团需要一位易于控制的君主，而非可能为吕氏翻案的少帝。
二、候选人筛选：实力与威胁的双重考量
在刘邦的子嗣中，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与代王刘恒成为主要候选人。但功臣集团迅速排除了前两者：
刘襄：刘邦长孙，平定诸吕之乱中立下战功，但其母族势力强大（外祖母驷钧以“凶恶”著称），功臣集团担忧其成为第二个吕后。
刘长：吕后抚养长大，性格跋扈，且年龄幼小，难以掌控朝局。
相比之下，刘恒的优势显而易见：
母族弱势：母亲薄姬出身低微，无外戚势力干预朝政的风险。
性格谦和：以仁孝宽厚著称，符合功臣集团对“守成之君”的期待。
封地治理有方：代国地处边疆，刘恒通过屯田戍边、与民休息的政策，将代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证明其治国能力。
三、刘恒的谨慎：从疑虑到登基的步步为营
面对突如其来的皇位邀约，刘恒并未欣然接受。他深知长安城内暗藏杀机，功臣集团的忠诚度存疑。其应对策略堪称政治智慧的典范：
召集幕僚商议：郎中令张武主张“托病静观”，中尉宋昌则分析局势，认为“百姓弗为使”（民众不会支持功臣篡权），建议抓住机遇。
占卜问吉凶：得“大横”吉卦，但仍不放心。
派舅舅薄昭探路：薄昭与周勃密谈后，确认功臣集团诚意，刘恒方决定动身。
入京后的试探：先至长安城外高陵观察动静，再派宋昌入城探查，最终在未央宫前三次推辞皇位，以示谦逊。
这一系列操作，既展现了刘恒的谨慎，也为其日后巩固皇权奠定了基础。
四、法统争议：权力合法性的历史辩题
汉文帝的即位始终伴随法统争议。批评者认为：
违背宗法：少帝若为惠帝子，刘恒的即位便缺乏合法性。
排除长子：齐王刘襄作为刘邦长孙，按“兄终弟及”原则亦有继承权。
功臣阴谋：功臣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编造少帝“非刘氏子”的谎言，强行推举刘恒。
然而，历史的选择往往超越法统框架。在权力真空期，刘恒的弱势背景、治国能力与道德形象，使其成为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诸大臣相阴谋，立代王为帝，实因其‘仁孝宽厚’也。”
五、文景之治：天降皇位背后的历史必然
刘恒的登基，看似偶然，实则暗合历史趋势。他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改革：
轻徭薄赋：将田赋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释放农业生产力。
废除肉刑：以笞刑替代黥、劓等酷刑，体现人文关怀。
和亲匈奴：通过婚姻外交争取边境和平，为汉武帝反击匈奴积累国力。
这些政策开启了“文景之治”，使汉朝国力达到鼎盛。刘恒的皇位，既是权力博弈的产物，也是历史对贤明君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