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波谲云诡的政坛上，申时行以“平衡大师”的姿态游走于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最终以八十高龄寿终正寝，成为明代内阁首辅中少有的“安全着陆”者。他的结局，既是个体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时代困境下无奈妥协的产物。
一、国本之争：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申时行的政治生涯以“调和”为底色，但“国本之争”彻底撕裂了这种平衡。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神宗欲废长立幼，引发朝野震动。申时行作为首辅，深知立储关乎国本，却陷入两难：若力挺皇长子朱常洛，必触怒皇帝；若附和废长立幼，则违背礼法，遭文官集团唾弃。
他采取“首鼠两端”策略：在神宗面前默许废长立少，在群臣面前则佯装恪守祖制。这种“两面派”作风虽暂时维系了平衡，却埋下隐患。万历十九年（1591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请册立东宫，申时行暗中密奏撇清关系，不料密疏外泄，群臣哗然。御史邹德泳直指其“阳附群臣，阴结君心”，申时行见大势已去，遂上疏辞官，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首辅生涯。
二、激流勇退：从权力巅峰到隐逸林泉
申时行的辞官并非偶然，而是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冯保被流放、高启愚因“出题谬妄”被夺官——这些前车之鉴让他明白，在神宗怠政、文官集团内斗加剧的背景下，任何改革或强硬姿态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吾辈行事，惟求自全，非敢有他志也。”
归隐苏州后，申时行彻底远离朝堂，以诗文自娱。他在赐闲堂中撰写《纶扉奏草》，记录万历年间的政坛风云；与王世贞、文徵明等文人雅士唱和，留下大量平实婉丽的诗作。这种“不问世事”的态度，既是对政治风险的规避，也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遣使存问，诏书未至，申时行已安然离世，享年八十。朝廷赠太师、谥“文定”，赐葬于苏州石湖景区，墓园占地200亩，规模宏大，彰显其生前地位。
三、历史评价：中庸之道的双面镜
后世对申时行的评价充满争议。支持者认为，他以“和衷调剂”原则缓和了君臣矛盾，稳定了万历中期的政局。例如，他赈济灾荒、和平处理边疆危机、选拔贤能，被《明史》誉为“行政比较宽松，言路畅通”。反对者则斥其“首鼠两端”“庸碌无为”，如王世贞在《内阁首辅传》中称其“蕴藉不立崖异”，暗讽其缺乏政治担当。
现代学者则更倾向于理解其处境。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明代内阁首辅“有相名而无相权”，申时行的“不作为”实为无奈之举：在皇帝怠政、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背景下，任何改革都会被各方势力撕碎，唯有“和稀泥”才能维系朝廷运转。叶向高在申时行墓志铭中写道：“前代相臣其名正，其权重……而其人亦难于自白。”这恰是对申时行困境的精准概括。
四、结局启示：权力游戏中的生存哲学
申时行的善终，本质是“中庸之道”在极端环境下的成功实践。他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既不效仿张居正的强硬改革，也不学严嵩的结党营私，而是以“调和者”身份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这种策略虽被讥为“裱糊匠”，却让他在万历怠政、朝局动荡的二十余年中，始终保持政治影响力，最终全身而退。
他的结局也折射出明代官僚体系的深层矛盾：当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不可调和时，首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信任与文官的容忍。申时行选择“不站队、不表态、不作为”，虽无法挽救明朝衰落，却为自己赢得了一席生存空间。正如他在《赐闲堂集》中所写：“人生如寄，多忧何为？”这种超脱，或许正是他在权力漩涡中寻得善终的密码。
申时行的结局，是个人智慧与时代局限的交织。他以“平衡”为剑，在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夹缝中劈开一条生路，最终以隐逸的姿态退出历史舞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本身即是一种胜利，而“中庸”未必是软弱，有时是最高明的政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