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镜先生司马徽一句“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将诸葛亮与庞统的智谋推向神话高度。刘备同时得此二人辅佐，却最终未能一统天下，反而成为三国中最先覆灭的政权。这一历史悖论背后，实则隐藏着战略定位、时代机遇与人才使用三重维度的深刻矛盾。
一、“安天下”与“得天下”：一字之差的天壤之别
水镜先生的原话中，“安”与“得”的语义差异，奠定了刘备集团的战略基调。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的“跨有荆益”战略，本质是割据自保的防御性方案：通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构建稳定三角，待“天下有变”时再图进取。这种被动等待外部机遇的思路，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动征服形成鲜明对比。
庞统的才能同样体现于战术优化而非战略突破。益州之战中，他提出“速取”策略虽展现战术眼光，但本质仍是局部战争的效率提升。当刘备在涪城之会拒绝庞统直接控制刘璋的建议时，暴露出其战略定力的不足——既想快速夺取益州，又不愿承担背信弃义的道德风险，最终陷入与刘璋的长期消耗战。
这种“安天下”的思维定式，使得蜀汉政权始终缺乏颠覆性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的北伐行动，本质是对《隆中对》被动等待思维的修正，但已错失最佳时机。
二、历史时机的错位：曹操孙权已筑牢根基
诸葛亮出山时（公元207年），曹操已统一北方近十年，通过屯田制解决军粮问题，以“唯才是举”打破士族垄断，构建起高效的行政体系。孙权则在江东经营三代，通过联姻、赐爵等手段笼络顾、陆、朱、张四大士族，形成稳固的统治基础。
反观刘备集团，此时尚在流亡状态。即便获得荆州南部四郡（公元208年），也因湘水之盟（公元215年）被迫让出长沙、桂阳两郡。这种地缘劣势在夷陵之战中暴露无遗：当刘备倾全国之力东征时，既无曹操的北方资源支撑，又缺孙权的水军优势，最终被陆逊利用长江天险与火攻战术彻底击败。
历史时机的错位还体现在人才代际上。庞统（公元214年）、法正（公元220年）、刘巴（公元222年）等核心谋士的早逝，导致蜀汉政权出现严重人才断层。相比之下，曹魏政权通过九品中正制持续吸纳士族人才，东吴则依靠四大都督制完成军事指挥权的平稳交接。
三、战略执行的偏差：双杰之才的未尽其用
刘备在关键决策中多次偏离诸葛亮与庞统的建议，导致战略机遇的丧失。荆州问题上，《隆中对》明确将其作为战略支点，但刘备在湘水之盟时未能识破孙权意图，未及时增兵防御，最终酿成关羽孤军覆灭的悲剧。
益州之战中，庞统提出的“速取”策略被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著”为由拒绝，导致与刘璋的战争拖延两年。这种道德包袱使蜀汉付出惨重代价：法正估算益州“精兵三五万人”，但刘备为减少阻力选择持久战，最终“士众疲役，粮谷不继”，暴露出战略执行中的矛盾心态。
夷陵之战更是战略误判的集中体现。刘备为报关羽之仇倾巢而出，既未听从赵云“先破魏，后伐吴”的建议，又放弃水军优势在密林中扎营，被陆逊抓住弱点火攻致败。此战损失“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直接导致蜀汉“国力大损，自此衰弱”。
四、地理格局的桎梏：蜀道难阻统一路
蜀汉政权的地理劣势，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根本因素。北伐只有秦岭古道与陇右两条通道，均面临“悬车束马”的运输困境。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为解决粮草问题发明木牛流马，但仍因“山路狭阔”导致“运粮不继”。姜维九伐中原时，更因“粮谷尽而退”屡屡无功。
这种地理困局在三国鼎立中尤为致命。曹魏占据中原沃野，可通过屯田制自给自足；东吴依托长江天险，以水军构建防御体系。唯有蜀汉受限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的双刃剑——既可自保，亦难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