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初年，伊尹作为开国元勋与五朝元老，其与商王太甲之间的权力纠葛，因《史记》与《竹书纪年》的截然相反记载，成为中国古代史最著名的悬案之一。这场“贤相辅国”与“奸臣篡权”的争论，不仅折射出儒家正统史观与战国乱世史学的冲突，更揭示了权力更迭中道德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复杂关系。
一、儒家叙事：贤相的道德教化
《史记·殷本纪》《孟子》《左传》等儒家经典构建了“伊尹放太甲”的经典叙事：商汤之孙太甲即位三年后暴虐无道，违背汤法，伊尹将其放逐至桐宫反省。三年间，伊尹代行政事，以德治国，太甲悔过自新后，伊尹亲迎其归位，太甲终成明君，诸侯归服，百姓安宁。这一叙事强调伊尹的“忠君”与“教化”双重角色——他以臣子身份放逐君主，却非为篡权，而是以“师保”之责挽救商朝命运。儒家借此树立了“以道事君”的政治典范，将伊尹塑造为超越君权的道德化身。
支持这一叙事的证据包括：
甲骨文祭祀记录：伊尹与商汤（大乙）等先王同受祭祀，表明其地位未因“篡位”被否定；
沃丁礼葬：伊尹死后，商王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若其被诛，难以享受此等殊荣；
《尚书》佐证：《沃丁》篇赞颂伊尹功德，未提及其被杀，与“善终”说吻合。
二、竹书纪年：权力的血腥更迭
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却颠覆了儒家叙事，记载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一版本将伊尹描绘为篡位者，太甲则成为复仇的正义之君。其历史背景与战国乱世高度契合：当时诸侯弑君频发，权力斗争残酷，伊尹“自立”说更符合现实逻辑。
支持《竹书纪年》的论据包括：
战国史学传统：该书为魏国史官所著，可能保留了更接近商初的原始记录；
权力逻辑自洽：若伊尹仅以“教化”为由放逐太甲，无需囚禁七年，更无需自立为王；
太甲复位后的处理：太甲杀伊尹后仍任用其子，并归还田宅，符合“政治妥协”的逻辑——既消除威胁，又避免激化矛盾。
三、历史真相：道德叙事与权力现实的博弈
两种叙事的对立，本质是儒家“道统”与战国“实录”史学的冲突。儒家需通过伊尹的“忠君”强化君权神圣性，而《竹书纪年》则以“权力斗争”揭示历史残酷性。现代学者对此提出多重解释：
事件分层说：伊尹初放太甲确为教化，但后期因太甲抗拒改革，伊尹被迫自立，最终引发太甲复仇；
史料污染说：《竹书纪年》可能受战国“弑君”风潮影响，将后世现象投射至商初；
政治象征说：伊尹与太甲的纠葛，实为商朝从“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过渡的权力象征，具体细节已不可考。
四、考古与文献的交叉验证
尽管甲骨文证实伊尹地位崇高，但无法直接证明其死因。清华简《尹诰》提及“太甲杀伊尹”的残句，虽存争议，却为《竹书纪年》提供旁证。此外，商初政治制度尚不成熟，伊尹作为“摄政王”与太甲的权力冲突，更可能伴随暴力手段。儒家将血腥斗争美化为道德教化，实为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