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谚，将东晋王朝的政治格局浓缩为五个字。当晋元帝司马睿在登基大典上拉住王导共坐御床时，这一戏剧性场景不仅定格了君臣关系的非常态，更揭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深层逻辑：一个由皇权与士族共同编织的权力网络，在江南烟雨中徐徐展开。
一、从流亡到登基：王氏兄弟的“造王”工程
永嘉之乱后，司马睿作为西晋宗室中“疏属”的琅琊王，本无问鼎中原的资本。其政治生命的关键转折点，始于与琅琊王氏的联盟。王导以“清静为政”的策略，为司马睿在江南士族中树立威望：永嘉元年（307年）的三月初三禊节，王导精心策划了一场政治秀——司马睿乘华丽轿辇出巡，王导、王敦率北方名士骑马随行，江南大族顾荣、贺循等见此排场，纷纷倒戈拜谒。这场“江边朝拜”事件，使司马睿从“无人问津的流亡王爷”蜕变为江南士族认可的领袖。
王氏兄弟的分工堪称政治典范：王导坐镇建康，以“宰辅之才”调和南北士族，其“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施政理念，使东晋初年得以在战乱中维持稳定；王敦则掌控荆州军事要地，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军事支撑。据统计，东晋初期朝廷75%的官员出自王氏家族或与其关联，这种“政由王氏，祭则司马”的局面，使司马睿不得不以“仲父”相称王导，甚至在登基时做出共坐御床的惊世之举。
二、门阀政治的三角博弈：皇权、士族与流民
东晋的门阀政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皇权、士族与流民三方博弈的产物。琅琊王氏虽权倾朝野，但始终未能突破两个底线：其一，不直接篡夺司马氏皇位；其二，允许其他士族轮流执政。这种克制源于深刻的政治现实——若王氏独大，必将引发南北士族的联合反扑。
历史印证了这种平衡的脆弱性：王敦之乱（322-324年）暴露了军权过度集中的风险。当王敦以“清君侧”为名挥师建康时，司马睿不得不重用刘隗、刁协等寒门官员制衡王氏，结果引发王敦二次叛乱。尽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琅琊王氏因此元气大伤，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相继崛起，形成“王与马，共天下”向“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的权力轮替。
流民武装则是影响东晋政局的第三股力量。祖逖北伐时，司马睿仅给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的象征性支持，暴露了皇权对军事力量的弱势。而苏峻之乱（327-329年）中，流民帅苏峻能短暂控制建康，恰恰说明东晋朝廷对地方武装的失控。这种局面迫使士族必须与皇权合作，共同压制流民势力，从而维持门阀政治的表面稳定。
三、文化记忆的塑造：从历史真实到集体想象
“王与马，共天下”的叙事，在后世演变为解读东晋政治的核心密码。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将其归因于王敦、王导的“同心翼戴”，却忽略了过江前双方已具备的合作基础；明代王世贞则从地域文化角度解读，认为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的联姻“实为南北文化融合之始”。
这种历史记忆的建构，在文学艺术中达到巅峰。李白的“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暗讽东晋偏安；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将门阀兴衰升华为历史沧桑的象征。甚至现代影视剧《琅琊榜》中，梅长苏辅佐靖王的情节，仍可视为“王与马”叙事模式的当代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