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一位以司法公正著称的丞相在朝堂风云中黯然谢幕。于定国，这位出身东海郡郯县的法家名臣，历经昭、宣、元三朝，从基层狱吏升至丞相之位，却在仕途巅峰期主动请辞，其人生轨迹折射出西汉政治生态的复杂变迁。
一、法家传承：东海于氏的司法基因
于定国的司法才能源于家族传承。其父于公曾任县狱史、郡决曹，以“决狱平”闻名乡里。据《汉书》记载，东海孝妇案中，于公力排众议为无辜孝妇申冤，虽未能阻止太守误判，却在孝妇冤死后引发三年大旱。新太守依于公建议平反此案，立碑表彰孝妇，天降甘霖解旱，此事件成为民间“善恶有报”的经典叙事，也奠定了于氏家族在东海郡的清誉。
于定国自幼随父研习法律，承袭父业后历任狱史、郡决曹，后补廷尉史。在审理谋反案件时，他以“材高”被推举为侍御史，升任御史中丞。这段经历不仅锤炼了其司法能力，更塑造了其“决疑平法，务在哀怜鳏寡”的执法理念。
二、仕途腾达：从廷尉到丞相的跨越
于定国的政治生涯因两次关键事件实现跃升。第一次是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即位27日即被废黜。于定国上书劝阻刘贺荒淫行为，虽未直接改变局势，却因“规谏有功”被霍光提拔为光禄大夫，掌尚书事。第二次是汉宣帝时期，他因“治狱审慎”被破格提升为廷尉，与张释之并称“天下无冤”的司法典范。
甘露年间，于定国接替黄霸任丞相，封西平侯。此时他已年逾六旬，却仍以“晓通政事”深受汉元帝敬重。与御史大夫陈万年共事期间，二人“议论无所拂”，维持了朝政稳定。然而，这种平衡很快被接踵而至的灾异打破。
三、天人感应：灾异背后的政治危机
汉元帝即位后，关东地区连年遭受旱灾、霜冻等自然灾害，流民大量涌入关内。永光元年（前43年），元帝两次下诏责问大臣：
第一次责问：指出地方官吏“捕盗不力，诬告良民”，导致“百姓冤屈，州郡不处理”。
第二次责问：针对春季降霜、夏季寒冷等异常气候，质问“东方饥荒，父子不能相养”是否因官员隐瞒不报。
这两道诏书将自然灾害与政治失序直接关联，体现了西汉“天人感应”思想下对大臣的问责机制。于定国作为丞相，成为舆论焦点。
四、引咎辞官：责任担当与政治妥协
面对元帝的责问，于定国选择引咎辞职。其辞官过程呈现三个关键节点：
首次上书：承认对地方官吏失职负有责任，请求归还侯印。
二次抗辩：元帝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宽慰，并强调“君虽任职，何必颛焉”。
最终请辞：以“病情加重”为由固辞，元帝赐安车驷马、黄金60斤准其归乡。
这一过程折射出多重政治逻辑：
责任伦理：于定国秉承“丞相失职，当引咎”的传统士大夫精神。
权力博弈：元帝虽重用于定国，但面对灾异需转移矛盾，准其辞官可平息舆论。
身体因素：于定国时年近七旬，长期政坛奔波使其健康恶化，辞官亦有现实考量。
五、历史回响：贤相的遗产与局限
于定国辞官后三年病逝，谥号“安侯”，其一生留下双重遗产：
司法典范：他确立的“疑罪从轻”“哀怜鳏寡”原则，成为后世司法的重要参考。
政治警示：其辞官暴露出西汉后期“灾异问责”机制的局限性——大臣虽可引咎，却无法根治土地兼并、官僚腐败等结构性矛盾。
于定国的故事，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微观缩影。从东海孝妇案的司法坚守，到朝堂灾异中的责任担当，这位贤相用一生诠释了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他的谢幕，既是个体仕途的终结，亦是西汉政治危机深化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