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七月，长安城笼罩在闷热的暑气中。太子李重俊的东宫却寒意刺骨——武三思之子武崇训的辱骂声穿透宫墙，连东宫侍卫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场持续数年的羞辱，终于在武三思父子与韦后、安乐公主联手策划废黜太子的阴谋时，化作李重俊手中染血的利剑。一场改变唐朝权力格局的政变，就此拉开帷幕。
一、权力漩涡中的孤太子：非嫡非宠的生存困境
李重俊的悲剧，始于他尴尬的出身。作为唐中宗李显第三子，其母出身卑微，既非韦后所生，亦无强大外戚支撑。在唐朝这个母族势力决定政治地位的时代，这种身份注定了他从立储之日起便如履薄冰。
韦后对李重俊的敌意近乎病态。她将长子李重润之死归咎于李显其他子嗣，尤其忌惮非己出的太子。安乐公主李裹儿更将这位兄长视为眼中钉——她不仅公然以“奴”相称，更屡次胁迫李显废黜李重俊，改立自己为“皇太女”。这种僭越礼法的狂妄，在武三思父子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
武三思作为武则天侄子，深谙权力游戏规则。他通过联姻将武家与李唐皇室绑定：儿子武崇训娶安乐公主，女儿嫁唐中宗之子，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更致命的是，他与韦后的私通关系使其成为后宫实际掌控者。当武三思建议李显“废后以安天下”时，韦后集团立即反击，以“谋反”罪名诛杀神龙政变功臣张柬之等五王，彻底清除异己。
二、血色黎明：从诛杀权臣到宫门喋血
景龙元年七月初六的深夜，李重俊在东宫密室展开最后部署。他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等禁军将领，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政变。这支三百余人的队伍，承载着太子对生存的绝望渴望。
第一站：武三思府邸
子时三刻，羽林军突袭武府。李重俊亲手斩杀开门家丁，冲入卧室将武三思刺成重伤。当武三思嘶吼“皇上庸碌，太子无能”时，李重俊怒而挥刀，终结了这个权倾朝野的阴谋家。武崇训在逃亡中被李多祚部下斩首，武氏党羽十余人尽数伏诛。这场屠杀持续至黎明，长安城弥漫着血腥气。
第二站：肃章门
天色微明时，李重俊分兵把守宫城诸门，亲率主力突入肃章门。他的目标直指韦后、安乐公主与上官婉儿——这三个女人组成的政治联盟，正密谋以“皇太女”制度取代太子继承制。当李重俊的刀锋逼近上官婉儿寝宫时，这个以智慧著称的女人却抢先一步，挟持唐中宗逃往玄武门。
决战玄武门
玄武门城楼上，韦后抱着李显哭喊：“太子谋反，欲弑君自立！”这番表演彻底激怒了唐中宗。他站在城垛前高呼：“汝等皆朕爪牙，何故作逆？斩李多祚者，赐爵万户！”这记心理战收到奇效——羽林军千骑将领王欢喜突然倒戈，斩杀李多祚、李承况等将领。李重俊的军队瞬间崩溃，三百余禁军或死或逃，政变彻底失败。
三、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
李重俊的失败，本质上是非嫡长子继承制与母族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从战术层面看，这场政变存在三大致命缺陷：
准备仓促：李重俊仅用数日策划政变，既未联络外援，也未控制禁军核心。当玄武门守军拒绝开门时，他竟试图以三百人强攻宫城，暴露了军事上的幼稚。
道义缺失：矫诏调兵虽属常见手段，但李重俊未能给士兵提供合法性解释。当唐中宗揭穿“假传圣旨”时，羽林军立刻丧失斗志——他们不愿为一场注定被定义为“谋逆”的行动陪葬。
对手强大：韦后集团掌控着宫廷舆论与禁军指挥权。安乐公主能调动千骑卫，上官婉儿深谙帝王心理，杨思勖这样的宦官猛将更成为关键变量。相比之下，李重俊的阵营除了李多祚等少数将领，再无可靠支持。
四、历史回响：权力更迭的残酷法则
政变失败后，李重俊逃亡至终南山，被部下斩首献京。唐中宗竟将儿子首级祭奠武三思父子，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行为，预示着李唐皇室已陷入道德真空。三年后，韦后毒杀李显，安乐公主谋求篡位，最终被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剿灭——这场权力轮回，恰似对景龙政变的黑色讽刺。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重俊所以举兵，实以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当嫡长子继承制被母族政治摧毁，当“立贤不立嫡”沦为权力斗争的遮羞布，李重俊的悲剧便成为必然。他的血，既染红了玄武门的城砖，也映照出封建王朝权力更迭的残酷本质——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亲情、道义乃至人性，都不过是可随时牺牲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