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以“谤讪朝廷”之罪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这场震动朝野的文字狱背后，除直接推动者御史何正臣、李定外，宰相王珪的幕后角色尤为关键。作为三度拜相的元老重臣，王珪对苏轼的构陷，既是北宋党争的极端体现，更折射出文人政治集团的深层矛盾。
一、政见之争：新党与旧党的理念分野
王珪与苏轼的冲突，本质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王珪虽未明确加入王安石新党，但其政治立场偏向变法派，主张强化中央集权、整顿财政；苏轼则代表旧党中的温和派，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对变法措施持保留态度。这种政见分歧在具体政务中屡屡碰撞：
青苗法争议：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王珪作为执政大臣支持新法，苏轼则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批判青苗法“与民争利”，导致“州县扰民”。
科举改革：王珪主持修订科举取士之法，强调经术策论；苏轼则主张保留诗赋取士，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
政见分歧本属正常，但在王安石罢相后，新党内部权力重组，王珪为巩固相位，逐渐将政见之争演变为政治清算。
二、权力博弈：宰相之位的政治投机
王珪构陷苏轼的直接动因，是权力格局变动下的政治投机。元丰年间，宋神宗亲政后重启变法，王珪为保住相位，选择依附神宗意志：
揣摩上意：神宗对苏轼《湖州谢上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句不满，王珪敏锐捕捉到这一情绪，暗中指使御史台官员罗织罪名。
借刀杀人：王珪未直接出面弹劾苏轼，而是通过学生李定、何正臣发起攻击，自己则扮演“调停者”角色，既避免直接背负“迫害文人”骂名，又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
这种政治投机行为，暴露了王珪“三旨相公”的官场生存哲学——上殿进呈称“取圣旨”，神宗决定称“领圣旨”，退朝后告谕属臣称“已得圣旨”。
三、文人相轻：才名之妒与道德优越感
除权力争夺外，王珪对苏轼的构陷亦含文人相轻的复杂心理。苏轼以“天下奇才”闻名，其诗文风靡朝野，甚至传入辽国，被视为“北宋文坛盟主”。这种才名令王珪深感不安：
才学压制：王珪虽贵为宰相，但文学成就远逊苏轼。苏轼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以“凛然相对敢相欺”暗讽其威势，虽属文人戏谑，却刺痛王珪自尊。
道德指责：王珪以“卫道者”自居，将苏轼的诗文解读为“讥讽时政”，实则是以道德名义打压政治对手。这种手法在北宋党争中屡见不鲜，如司马光亦曾指责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
四、历史回响：文字狱与文人精神的陨落
王珪构陷苏轼事件，对北宋政坛与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文字狱开端：乌台诗案成为北宋首例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开创了以“诗谶”定罪的恶劣先例，此后蔡京、秦桧等权臣纷纷效仿。
文人集团裂痕：苏轼入狱期间，旧党阵营无人敢公开声援，唯有退休宰相张方平冒险上书，暴露了文人政治集团的脆弱性。
苏轼的蜕变：经历生死劫难后，苏轼思想趋向豁达，但其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寄情山水，客观上促进了宋词豪放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