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创造了一个以苍凉为底色的小说世界，这与她荒凉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令人惊异的是，完成《金锁记》、《倾城之恋》、《桂花蒸一一阿小悲秋》、《红玫瑰白玫瑰》、《沉香屑一一第一炉香》等作品时，张爱玲仅仅只有二十三、四岁。
这些充满了人生悲剧意识（即荒凉感）的优秀作品是那样憾人心魄，它显示了年轻的张爱玲对人生独特而稳定的把握。那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她的悲观气质和创作上的悲剧意识呢？我们不妨从她的人生历程中做一些探寻。
没落的家世，深刻的烙印
张爱玲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但却“来的太迟了”，没有赶上家族的“热闹”，只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这个曾经煊赫的大家庭的败落和坐吃山空。
豪门巨族由于时代变迁的没落，对后世子孙的影响是巨大的。显赫的家族已经没落了，遗老遗少们仍然沉迷于过去，力图在家里建立一个小小的王朝，他们的思想感情离现实很远，对现实的不满与拒绝更使他们美化过去。
这种怀旧与没落的情调在张爱玲幼年的时候就浸润着她的心。在父亲暮气沉沉的书房里，在有着古墓般清凉的旧宅第中，没落的家族在张爱玲的意识中印上了属于他们的徽章。在晚年出的《对照记》张爱玲这样写道：“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去的时候再死一次”。
而那种盛极而衰的强烈对比给她的刺激是深刻的，更在她的心灵上投下了巨大阴影。“我三岁时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眼见他的泪珠滚落下来”(《天才梦》)。
童年的创伤，最初的动因
张爱玲四岁时候，一直与父亲不和的母亲离家出洋，使张爱玲从小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幼年生活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更不幸的是这创伤没有在少年时代及以后得到修复和补偿，反而加剧了。
父母的离异，继母的虐待，使张爱玲少女时代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委屈和难堪。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张爱玲分外敏感、早熟，而这敏感、早熟又使她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和事的否定性情绪。
这种由童年的心理创伤造成的否定性情绪，便是形成张爱玲人生悲剧意识的最初动因。
冷漠的亲情，自私虚伪的人性
中学毕业时，张爱玲因为母亲的支持向父亲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却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并被关了半年多。“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私语》)。
这一次的不幸是张爱玲有生以来最激烈，也最沉重的打击。她不仅对赖以生存的家庭和亲人产生了绝望的感情，而且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也产生了疑问，对生命的黯淡与苍凉有了更加切实的体验。在长篇小说《十八春》里，顾曼桢被骗后关押的情节，描述的那样真切具体，无不透露出作者自己当年被关押的感受和体验。
逃离父亲后，张爱玲迫不得已地投奔母亲。但母亲在经济上的困窘，并没有使她得到想象中的温暖，她在母亲那里得到的爱也是残缺的。
从童年到青年，母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离开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黑沉沉的寒夜，这种心灵的折磨是难以言说的。在小说《莱莉香片》里，张爱玲这样写道：“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人觉得彻骨寒心”。
这样的感受，很难说不是来自张爱玲自己的经验世界，她说“我是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向她伸手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地毁灭了我的爱。”(《童言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