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科举考试成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并非所有人都能参与这场公平竞争。依据历史记载，唐朝明确规定有三种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一限制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
工商业者：逐利之徒难入仕途
在唐朝，工商业者虽在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却被排除在科举体系之外。唐代科举制度继承隋制，明确规定“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这一禁令源于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刻板认知——认为其逐利本性易致道德沦丧，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悖。
从制度沿革看，隋文帝开皇七年便已颁布“工商不得入仕”的诏令，唐朝延续此制，直至开元末年仍见“工商之家，不得予于士”的明文规定。这种身份歧视不仅剥夺了工商业者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固化于制度层面。例如，诗仙李白因祖上经商，即便才华横溢，亦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只能通过举荐等非常规途径寻求政治出路。
罪犯及其亲属：道德污点阻断仕途
唐朝对科举考生的道德审查极为严格，罪犯及其直系亲属均被剥夺考试资格。这一规定源于“德才兼备”的选官理念，认为犯罪行为暴露了个人道德缺陷，其亲属亦可能受不良家风影响。
制度层面，凡“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即便才学出众，亦不得参加科举。例如，若考生亲属曾犯大逆不道之罪，其本人将被永久取消考试资格。这种连坐式惩戒虽显严苛，却体现了唐代对官员道德品质的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杜绝“德不配位”的风险。
州县衙役：卑微身份难登大雅之堂
州县衙役作为基层官吏，虽身处公门，却被排除在科举体系之外。这一禁令源于其职业特性：衙役需频繁接触罪犯，被认为易受“污浊之气”侵蚀，道德水准存疑。
制度层面，衙役被划入“贱民”范畴，与官私奴婢、工乐户等处于同一社会等级。他们不仅无法参加科举，其子孙亦受身份限制。例如，唐代规定“良人”与“贱民”需严格区分，衙役子弟即便通过自学或私塾掌握才学，亦无报考资格。这种身份壁垒既维护了科举的权威性，也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唐朝对科举报考资格的严格限制，本质上是维护统治秩序、强化等级制度的产物。工商业者、罪犯亲属、州县衙役三类人群的禁考规定，既反映了当时“重农抑商”“德本财末”的主流价值观，也暴露了科举制度在公平性上的历史局限。这些制度设计虽为巩固统治服务，却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流动，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道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