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5年至1359年，红巾军领袖刘福通以"复宋"为旗帜，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震撼元朝统治根基的北伐战争。三路大军分进合击，东抵大都城下，西入陕西腹地，北破元上都，甚至跨过鸭绿江直逼高丽。这场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首次跨国农民战争"的壮举，虽因战略失误与内部矛盾最终功败垂成，却为历史留下了极具张力的假设空间：若刘福通北伐成功，中国历史将走向何方？
一、政权格局：双雄并立与朱元璋的蛰伏
刘福通建立的韩宋政权以"龙凤"为年号，其政治合法性源自对北宋法统的继承。若北伐成功，中原将形成南北对峙格局：北方以汴梁为中心的韩宋政权延续宋朝正统，南方则可能演变为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割据势力。这种局面与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与南唐的对峙颇具相似性，但更具特殊性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显露出"宁受制于人"的野心。
从军事力量对比看，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时，朱元璋仅控制应天府周边数郡，兵力不足十万。若北方战事持续胶着，朱元璋极可能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在江南建立稳固根据地。这种蛰伏态势在历史上有明确参照——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正是通过"陈桥兵变"取代后周，而朱元璋若想复制此路径，需等待北方政权出现周世宗式的权力真空。
二、政治生态：农民政权的转型困境
刘福通北伐的失败，暴露出农民政权在治理能力上的致命缺陷。其三路大军采取"流寇式"作战，攻占城池后既不建立基层政权，也未实施土地改革，导致"打下富裕城镇便劫掠"的恶性循环。这种模式在山东战场体现得尤为明显：毛贵部建立的莱阳水师基地本是战略突破口，却因缺乏后续治理沦为元军反扑的跳板。
若北伐成功，韩宋政权将面临三大治理挑战：
官僚体系重构：需建立超越白莲教组织架构的文官系统，但农民军领袖普遍缺乏治国经验。
民族政策调整：需协调汉、蒙、色目等民族关系，避免重蹈元朝民族压迫的覆辙。
经济基础重建：需修复黄河决口造成的中原经济崩溃，而红巾军"劫富济贫"的政策可能激化阶级矛盾。
这些挑战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李自成大顺政权因未能及时转型，在攻占北京后迅速崩溃。刘福通若想避免重蹈覆辙，需在军事胜利后立即启动政治改革，但农民政权的局限性使其难以完成这种跨越。
三、军事战略：北伐遗产与明军北伐的差异
尽管刘福通北伐失败，但其军事行动为朱元璋最终统一全国创造了战略机遇。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原战场，导致江南防御空虚，朱元璋得以趁机夺取应天、镇江等地。这种"鹬蚌相争"的态势，在朱元璋北伐时再次上演——当徐达大军于1367年出征时，元廷在中原的统治已名存实亡。
若刘福通成功推翻元朝，朱元璋的北伐战略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战略目标调整：从"驱逐鞑虏"转为"统一南方"，需先平定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
军事压力增大：需同时应对北方政权的军事威慑，可能重演南宋与金朝对峙的局面。
外交策略转变：需在韩宋、元朝残余势力与高丽之间寻求平衡，避免陷入多线作战。
这种战略调整的复杂性，在朱元璋后期攻打云南梁王时已有体现。若北方存在强敌，统一进程可能延缓数十年。
四、历史评价：被遮蔽的抗元功臣与被改写的叙事
在传统史观中，朱元璋被视为推翻元朝的唯一功臣，但史料揭示了更复杂的真相：
军事消耗：刘福通北伐歼灭元军主力约40万，占元朝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政治瓦解：红巾军攻占汴梁期间，元朝地方官员出现大规模倒戈，顺德路达鲁花赤王交、彰德路总管张思明等相继投降。
经济崩溃：至正十八年（1358年），中原地区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元朝税收体系彻底瘫痪。
这些贡献在《明史》中被刻意淡化，朱元璋通过"龙凤正统"的否定，将红巾军反元斗争纳入自身叙事体系。但民间记忆难以抹杀：中牟县志记载，明军占领汴梁时，老人仍指着官道上的碎旗说："这路甲骨子，还记得七年前染的血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