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颍川荀氏出身的荀彧以“王佐之才”辅佐曹操二十余年，却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因反对曹操称魏公加九锡而遭贬谪，最终于寿春病逝（一说服毒自尽）。这位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谋士，死后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冷遇，直至魏国末代皇帝曹奂的追赠，才为其悲剧人生画上复杂注脚。
一、生前身后：从权力核心到政治弃子
荀彧之死标志着其与曹操关系的彻底破裂。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谋士提议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荀彧以“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为由公开反对，认为此举违背曹操“匡朝宁国”的初心。曹操因此心生嫌隙，借征孙权之机将荀彧调离中枢，使其滞留寿春。据《三国志》记载，荀彧“以忧薨”，而《魏氏春秋》则补充“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暗示曹操通过空食盒传递“辞退”之意，迫使荀彧自尽。
荀彧死后，曹操集团迅速将其边缘化。其子荀恽虽继承爵位，但因与曹植交好遭曹丕打压；荀顗、荀勖等后人在西晋虽位高权重，却因“助纣为虐”饱受诟病。更耐人寻味的是，曹操生前未给予荀彧任何追封，其家族在曹魏政权中始终未能恢复荀彧生前的政治影响力。
二、咸熙二年：曹奂的追赠与政治隐喻
荀彧的转机出现在魏咸熙二年（265年）。此时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司马炎正紧锣密鼓筹备篡位。末代皇帝曹奂突然下诏追赠荀彧为太尉，这一举动背后蕴含多重政治考量：
历史修正主义：曹奂追赠荀彧的直接依据是《魏氏春秋》中“饮药而卒”的记载。通过将荀彧之死定性为“殉汉”，曹魏政权试图淡化其与曹操的矛盾，将荀彧塑造为“忠于汉室”的悲剧英雄，以此转移民众对曹氏篡汉的批判。
司马氏的政治投名状：追赠荀彧的决策者实为司马炎。此时司马氏已控制朝局，追赠荀彧既是向颍川士族示好（荀氏为颍川名门），也是为西晋政权制造“正统性”舆论。荀彧之子荀顗在西晋官至司徒，其孙荀勖参与制定晋律，司马氏通过追赠荀彧强化与颍川集团的政治联盟。
对曹操的隐性批判：曹操生前未追封荀彧，而曹奂（实际为司马氏傀儡）却给予其三公之首的太尉之位，形成鲜明对比。这一举动暗含对曹操“猜忌功臣”的批判，同时为司马氏“宽仁待士”的形象做铺垫。
三、历史评价的撕裂：从“乱臣贼子”到“王佐之才”
荀彧的身后名经历了从贬损到平反的剧烈波动：
魏晋南北朝的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暗含对其助魏篡汉的失望；裴松之则激烈反驳，认为荀彧“亡身殉节，以申素情”，是“志行义立”的典范。南朝袁宏在《后汉纪》中更直指荀彧“不智不义”，认为其“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的行为违背儒家伦理。
唐宋时期的平反：唐代严从评价荀彧“委忠曹公，冀图匡复”，将其比作辅佐刘裕的刘穆之；宋代王夫之则认为荀彧“天良未泯”，其反对九锡之议是“人性之善”的体现。这些评价逐渐剥离荀彧身上的“篡汉”标签，强调其“匡汉”的初心。
现代史学的重构：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荀彧的悲剧源于“佐魏以救时，殉汉以明道”的矛盾。他辅佐曹操是为结束乱世，但拒绝曹操称帝是为坚守士大夫的伦理底线。这种“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使其成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