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是20世纪西方音乐史上最具颠覆性的作曲家之一。他以“无调性音乐”的开拓者身份打破传统调性体系，又以“十二音技法”的系统化理论重塑音乐语言逻辑，更以“表现主义音乐”的核心理念重构情感表达范式。其音乐实践与理论创新不仅催生了“第二维也纳乐派”，更成为现代音乐从浪漫主义向序列主义过渡的关键枢纽。
一、第二维也纳乐派：从师徒传承到音乐革命
勋伯格与两位核心弟子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组成的“第二维也纳乐派”，以对抗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第一维也纳乐派”为名，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音乐革命。这一乐派的创作轨迹清晰划分为三个阶段：
调性探索期（1897—1908）：勋伯格早期作品如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1899）虽受瓦格纳半音化和声影响，但已显露表现主义萌芽。该作品以德梅尔诗歌为灵感，通过单乐章奏鸣曲式与交响诗的融合，将月光下的情感冲突转化为稠密的动机网络，其改编为弦乐队版本后更强化了“爱与牺牲”的戏剧张力。
无调性实验期（1908—1922）：1908年创作的《五首管弦乐小品》标志着勋伯格彻底抛弃调性中心。独唱剧《期待》（1909）以单一角色与无主题旋律，通过不协和音程与断裂节奏表现精神崩溃的恐惧；说白歌唱《月迷皮埃罗》（1912）则借鉴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用介于说话与歌唱之间的“念唱”音调，将皮埃罗的癫狂与绝望转化为音高与音色的极端变形。
十二音体系确立期（1923—1951）：1923年，勋伯格在《钢琴组曲》中首次完整运用十二音技法，通过半音阶十二音的自由排列与逆行、倒影、逆行倒影四种变形，构建出48种音列样式。这一体系不仅为《乐队变奏曲》（1928）、《小提琴协奏曲》（1936）等作品提供结构骨架，更被贝尔格歌剧《沃采克》（1922）与韦伯恩《交响曲》（1928）发展为情感表达的精密工具。
二、表现主义音乐：从内心真实到形式重构
勋伯格的音乐革命本质是对“表现主义”美学的实践。他主张“艺术是亲身体验人类命运者的困苦呐喊”，其创作始终围绕三个核心命题展开：
情感的真实性：无调性音乐通过不协和音程与节奏裂变，精准捕捉现代社会的焦虑与异化。《期待》中女高音的尖叫式演唱与管弦乐队的轰鸣，直接映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精神危机；《一个华沙幸存者》（1947）则用十二音技法与男声合唱的呐喊，再现纳粹集中营的恐怖场景，其音列中增四度音程的频繁使用，强化了“死亡与生存”的张力。
形式的非传统性：勋伯格打破传统曲式结构，以“自由无调性”与“十二音序列”重构音乐逻辑。韦伯恩《五首管弦乐曲》（1909）将每个乐句压缩至数秒，通过音色的瞬间对比替代旋律发展；贝尔格《抒情组曲》（1926）则将十二音技法与维也纳圆舞曲节奏融合，在形式创新中保留情感温度。
跨艺术借鉴：勋伯格与康定斯基共同举办“蓝骑士画展”（1912），将绘画的抽象表现转化为音乐语言。其自画像中扭曲的线条与浓烈的色彩，与《月迷皮埃罗》中音高的剧烈波动形成互文，证明现代艺术对“内心真实”的共同追求。
三、历史影响：从争议到范式
勋伯格的革新初期饱受争议。富尔特温格勒指挥《乐队变奏曲》首演时，观众因无法接受无调性语言而哄笑离场；柏林爱乐乐团甚至拒绝演奏其作品。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其前瞻性：
理论体系的传承：勋伯格的《和声学》（1911）、《作曲基本原理》（1948）等著作，为序列主义音乐提供理论基石。其学生达拉皮科拉、肖斯塔科维奇，以及后来的布列兹、斯托克豪森，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与发展十二音技法。
创作范式的转变：勋伯格的“表现主义”理念深刻影响了电影音乐、实验戏剧等领域。汉斯·季默在《敦刻尔克》（2017）中用不协和弦模拟战争恐惧，其手法与勋伯格《期待》中的音高暴力一脉相承。
文化符号的建构：勋伯格已成为“现代性焦虑”的代名词。其音乐被用于表现核危机（《奇爱博士》配乐）、人工智能觉醒（《机械姬》场景音乐）等主题，证明其语言具有跨越时代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