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初年的权力更迭中，玄武门之变堪称决定性事件。李世民凭借这场政变登上帝位，开创贞观之治。在这场充满血腥与权谋的变局中，常何作为玄武门守将，其作用至关重要。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却并未跻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与权力密码？
一、常何：玄武门之变的“隐形功臣”
常何，汴州浚仪人，出身地方豪强，隋末乱世中聚众起义，后归附李密、王世充，最终投唐。武德七年，他被调入京城，出任玄武门中郎将，成为守卫皇宫北门的关键将领。这一任命绝非偶然，而是李世民精心布局的结果。
根据《常何墓碑》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建成与李元吉经玄武门入宫时，常何果断关闭城门，“东宫、齐王府精兵三千不得入”，彻底切断了太子援军。这一举动直接导致李建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李世民成功发动政变创造了决定性条件。若无常何的配合，李世民的伏兵能否顺利实施、政变能否成功，均存在巨大变数。
此外，常何的军事才能与忠诚度也经受过考验。他早年参与洛阳之战、讨伐刘黑闼等战役，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武德八年，他因太谷惨败被降职为太子右内副率，但这一挫折反而成为李世民拉拢他的契机。通过尉迟敬德、李勣等人的举荐，常何逐渐成为李世民在太子府中的“内应”，为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
二、凌烟阁：功臣排序的权力逻辑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为纪念开国功臣，命阎立本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这份名单的排序并非单纯依据战功，而是综合了出身、资历、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
从出身看，凌烟阁功臣中，长孙无忌、李孝恭等出身关陇贵族或李唐宗室，占据显著优势；房玄龄、杜如晦等秦王府旧臣因长期辅佐李世民，也位列前茅。而常何虽为瓦岗军出身，但早期经历复杂，曾效力于王世充等割据势力，这种“三易其主”的背景在重视忠诚的唐代政治中难免减分。
从资历看，凌烟阁功臣多参与晋阳起兵或唐朝统一战争，如刘弘基在李渊攻占长安时“功劳第一”，李靖在贞观年间消灭东突厥、远征吐谷浑立下不世之功。相比之下，常何的功绩主要集中在玄武门之变这一单一事件中，缺乏更广泛的军事或政治贡献。
从政治立场看，凌烟阁功臣中不乏曾支持李建成但最终归顺李世民者，如魏征、段志玄等。但这些人或在玄武门之变前已明确转向，或在政变后通过忠诚表现赢得信任。常何虽为李世民立下大功，但其“内应”身份始终带有隐秘性，这种“幕后操作”在强调公开正统的唐代政治中难以获得全面认可。
三、历史评价：被掩盖的功绩与被放大的争议
常何未入凌烟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唐代史书的记载倾向有关。新旧《唐书》中，常何的传记极为简略，仅在《太宗本纪》《长孙无忌传》等篇章中零星提及。这种“边缘化”的书写方式，反映出官方史学对玄武门之变复杂性的回避——李世民为塑造“天命所归”的形象，刻意淡化政变中的暴力与阴谋，转而强调“天意”与“民心”。
相比之下，凌烟阁功臣的传记则充满褒扬之词。如长孙无忌被赞为“佐命元勋”，房玄龄被誉为“定社稷之功”，李靖被神化为“托塔天王”原型。这种对比鲜明的叙事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常何作为“隐形功臣”的尴尬地位。
然而，民间叙事与后世研究却为常何正名。出土的《常何墓碑》详细记载了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作用，证实其并非无名小卒。现代学者如陈寅恪、吴宗国等均指出，常何是李世民政变成功的“关键先生”，其功绩不应被历史遗忘。
四、结语：功臣名单背后的权力隐喻
常何未入凌烟阁，既是个人资历与政治立场的局限，也是李世民权力合法性建构的必然结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排序，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旨在通过表彰特定群体来强化皇权正统性。常何的“缺席”，恰恰印证了历史书写中“胜利者逻辑”的残酷性——即使立下不世之功，若不符合权力叙事的需要，仍可能被历史遗忘。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官方叙事的缝隙之中。常何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解读历史时，既要关注显性的权力结构，也要倾听那些被沉默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