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的深秋，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在十三万叛军的围困下已坚守十个月。当城内最后一粒粟米耗尽，当树皮草根被掘食殆尽，当战马与鸟雀的哀鸣归于沉寂，一场超越人类伦理底线的生存挣扎在血色残阳中拉开帷幕。这场被后世称为“睢阳之战”的保卫战，不仅创造了以七千孤军牵制十二万叛军的军事奇迹，更因“食人三万”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具争议的悲剧。
一、绝境：当粮草断绝成为生死命题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庆绪派大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叛军南下，意图打通睢阳这个江淮门户。时任睢阳太守许远与雍丘防御使张巡合兵，以六千八百将士对抗十倍于己的敌军。这场看似螳臂当车的守城战，实则是唐王朝存续的关键一搏——若睢阳失守，叛军将长驱直入江南，切断唐军赖以生存的财赋命脉。
张巡的战术堪称教科书级：他以“草人借箭”之计骗取叛军十万支箭矢，用“诈降斩将”之策斩杀敌酋六十余人，更以“夜袭敌营”的奇袭屡破叛军。然而，当战争进入第十个月，所有战术智慧都抵不过一个残酷现实：城内粮草彻底断绝。据《新唐书》记载，守军先是“杀马而食”，继而“罗雀掘鼠”，最终连皮革、纸张甚至兵器上的铜钉都被煮食。当这些可食之物耗尽，人性在饥饿中开始扭曲。
二、血色抉择：张巡的“杀妾饲军”与伦理崩塌
在城破前四十日，张巡做出了一个令后世争议千年的决定：他当众杀死自己的爱妾，命士卒分食其肉。这一场景被《旧唐书》以冷峻笔触记录：“巡出爱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
许远随后效仿，杀家奴以充军粮。但这些肉食仅支撑了数日，当城内妇女老弱成为新的食物来源时，伦理的底线彻底崩塌。《资治通鉴》记载：“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据后世学者考证，这场持续月余的人食人惨剧，导致约三万平民丧生。
三、数字之争：三万亡魂的真实性考辨
关于“食人三万”的记载，历代史家存在争议。支持者以《新唐书·张巡传》为据：“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反对者则指出，睢阳城在战前人口约一万四千（据《唐会要》记载），即便加上守军家属，也难以支撑三万这个数字。
现代学者通过交叉比对史料得出更审慎的结论：其一，三万可能包含战死、饿死与被食者总和；其二，城破时仅存四百残兵，按人体含肉量计算，三万数字存在夸张成分；其三，古代史书常以整数记录惨剧，如“扬州十日”杀八十万实为概数。但无论具体数字如何，睢阳城内发生过系统性食人行为，已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四、历史悖论：道德谴责与战略价值的撕裂
张巡的食人行为，在儒家伦理框架下构成双重悖论：一方面，他以“忠君爱国”之名突破“人命关天”的底线；另一方面，其坚守使唐军赢得战略喘息期，为收复长安、洛阳创造条件。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力挺张巡：“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而宋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反思这种“以恶行成善果”的逻辑，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痛斥：“张巡食人而不恤，非忠也。”
这种争议在当代愈发尖锐。支持者强调战争的非常态性，认为在文明崩溃的边缘，生存本能将压倒一切道德准则；反对者则指出，食人行为违背人类基本尊严，即便出于战略需要也不应被美化。更客观的视角或许在于：睢阳之战暴露了封建王朝在危机时刻对个体生命的漠视，而张巡的悲剧，本质上是专制体制下“忠君”伦理与人性底线的激烈碰撞。
五、历史回响：睢阳之战的现代启示
当我们将目光从血色城垣转向当代，睢阳之战的隐喻依然鲜活。在战争、灾难等极端情境下，人类是否会重蹈“食人求生”的覆辙？20世纪以来的多次人道主义危机（如列宁格勒围城战、安哥拉内战）证明，当生存资源濒临枯竭，道德防线往往比城墙更易崩塌。
睢阳之战更警示我们：任何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不应成为践踏人性的借口。张巡的军事才能与爱国情怀值得铭记，但其食人行为必须被置于历史语境中批判审视。唯有建立对个体生命的绝对尊重，才能避免文明在危机中退化为丛林法则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