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乱世中，东吴阵营的“江东二张”本应如双子星般闪耀，但与张昭的赫赫声名相比，张纮的知名度却显得黯淡许多。这位为孙吴政权绘制战略蓝图、奠定六朝古都根基的谋士，其历史贡献与个人境遇的错位，折射出三国文化传播的特殊规律与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一、文学形象的边缘化：演义叙事的取舍艺术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构建的戏剧化世界，需要鲜明的人物性格与激烈的矛盾冲突。张昭因“主和派”立场与周瑜“主战派”形成尖锐对立，其刚直谏言与孙权的君臣互动充满张力，成为塑造东吴政治生态的重要支点。反观张纮，其“内敛沉稳、润物无声”的特质难以通过短兵相接的情节展现，更缺乏标志性事件支撑人物弧光。
这种叙事策略在“迁都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史中张纮以“秣陵有天子气”说服孙权定都南京，开启六朝古都历史，但这一需要地理知识与战略眼光的决策，在演义中被简化为诸葛亮“隆中对”的附属品。当文学创作需要聚焦“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传奇场景时，张纮“江都对”“迁都议”等谋略虽影响深远，却因缺乏戏剧张力而被边缘化。
二、历史舞台的错位：权力交接的关键缺席
张昭能成为东吴首席文臣，与其在孙策临终托孤时的核心地位密不可分。而张纮在孙策遇刺时正滞留许昌担任曹操的侍御史，这种时空错位导致他错失参与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孙权继位后，虽仍以“东部”尊称张纮，但实际权力已向张昭倾斜。
更致命的是，张纮的仕途轨迹始终笼罩着“双重效忠”的阴影。曹操授予的会稽东部都尉官职，既是对其才能的认可，也是离间孙氏君臣的棋子。孙权虽以“东部”尊称保持表面礼遇，内心却始终存有戒备。这种微妙的君臣关系，限制了张纮在东吴政权中的实际影响力，也削弱了后世对其历史地位的认知。
三、早逝天才的遗憾：未竟事业的戛然而止
张纮的早逝（212年）使其未能参与东吴政权最辉煌的赤壁之战与荆州争夺战。当周瑜、鲁肃、陆逊等后辈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时，这位战略先驱已长眠地下。其生前提出的“据长江、奋威德、诛群秽”的蓝图，虽被周瑜“取荆州、并巴蜀”的扩张战略继承发展，但张纮作为原创者的历史标签却被逐渐淡化。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纮为东吴设计的迁都建业（南京）战略，其历史影响远超三国范畴。这座六朝古都承载的千年文脉，本应是张纮最耀眼的历史遗产，却因他未能亲眼见证都城兴盛，而使这份功绩被后续统治者分享。正如南京城墙砖文所载：“东吴龙蟠，未识奠基人”，这种时空的错位造就了历史评价的遗憾。
四、文化传播的偏差：士族光环的遮蔽效应
在门阀士族主导的三国时代，张昭出身“吴郡四姓”的显赫背景，使其天然获得历史书写者的青睐。而张纮虽为徐州名士，却缺乏世族根基，其“游学京都、三府辟而不就”的经历，在注重门第的史家笔下反而成为减分项。这种文化偏见，导致张纮的诸多功绩被归入孙策、孙权的集体成就中。
即便在东吴内部，张纮的文学造诣也遭遇类似困境。其书法被孔融赞为“欣然独笑”，文章令陈琳自叹“小巫见大巫”，但这些才艺在重视军功的三国评价体系中显得曲高和寡。当后世追忆三国风流时，更易记住张昭的刚直、周瑜的英姿，而遗忘这位“文理意正，为世令器”的儒士。
结语：历史真相的多元镜像
张纮的“隐身”，恰是历史复杂性的生动注脚。他的战略规划为东吴指明方向，外交斡旋化解灭顶危机，迁都决策开启千年文脉，这些功绩在《三国志》等正史中均有明载。但文学传播的戏剧需求、权力结构的现实考量、文化评价的价值取向，共同塑造了这位谋士“名气不显”的历史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