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之际，曹魏据中原沃土，蜀汉守益州险要，而东吴坐拥江东六郡，看似三分天下各据一方。然而，在后世的历史评价与民间记忆中，东吴的存在感始终弱于曹魏与蜀汉。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人口基数、战略定位、人才结构、文化认同四大核心因素共同塑造。
一、人口基数：曹魏碾压，蜀汉悬殊
人口是冷兵器时代的战略资源。据史料记载，曹魏鼎盛时期人口超4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其控制的豫州、冀州、兖州等地，单州人口即达500万量级。反观蜀汉，巅峰时期人口不足百万，仅相当于曹魏一个普通郡的规模；东吴虽稍强于蜀汉，但230万人口仍不足曹魏一半。这种悬殊差距直接体现在军事动员能力上：诸葛亮北伐时全国兵力不足10万，而曹魏可轻松调动30万大军南征。赤壁之战前，曹操号称80万大军虽为夸张，但其实际兵力仍数倍于孙刘联军。
人口劣势更导致生产力差距。曹魏占据的黄河流域是东汉经济中心，洛阳周边农田阡陌纵横，冶铁、纺织等手工业发达。而蜀汉“民贫国虚”，诸葛亮不得不通过“男耕女织”的战时经济维持运转；东吴虽开发较早，但长江流域的农业基础仍落后于中原。这种经济实力的差距，使得曹魏在长期对峙中占据绝对优势。
二、战略定位：曹魏逐鹿，蜀汉复兴，东吴偏安
曹魏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起，便以统一全国为战略目标。其“先定中原，再图江南”的路线清晰明确，从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到北征乌桓统一北方，再到赤壁之战后仍持续对孙刘施压，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蜀汉则以“兴复汉室”为旗帜，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构想，本质是通过地理屏障维持割据，同时以北伐彰显正统性。这种战略虽被动，但因其“汉室正统”的政治符号，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
东吴的战略则充满矛盾。孙权早期“全据长江，守土保江”的防御思维，使其在赤壁之战后主动放弃荆州部分地区，将战略重心收缩至长江下游。这种偏安心态导致其北伐多以失败告终，如孙权五次亲征合肥均无功而返，陆逊、诸葛恪等将领的北伐也因缺乏持续投入而半途而废。更致命的是，东吴为巩固江东统治，不得不依赖本地士族，导致政权内部宗亲与士族争权，进一步削弱了战略执行力。
三、人才结构：曹魏群星璀璨，蜀汉精英驱动，东吴青黄不接
曹魏的人才储备堪称三国之最。颍川荀氏、陈留蔡氏等世家大族为曹魏输送了荀彧、郭嘉、贾诩等顶级谋士，五子良将张辽、徐晃等将领更是战功赫赫。这种人才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曹操本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其子曹丕、曹植在文学与政治领域亦有建树，形成“建安风骨”的文化高峰。
蜀汉虽人口最少，但人才效率极高。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精神统揽军政，其治下的蜀汉“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官员廉洁程度远超曹魏与东吴。关羽、张飞等将领虽性格缺陷明显，但因《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成为民间崇拜的“武圣”与“猛将”象征。这种精英驱动的模式虽依赖核心人物，但因其“得民心”的政治形象，在后世获得持续追捧。
东吴的人才结构则陷入两极分化。早期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代大都督虽能力出众，但均属“流星式”人物：周瑜36岁病逝，鲁肃46岁早亡，吕蒙因“白衣渡江”背负“背信弃义”骂名，陆逊则因卷入立嗣之争被孙权逼死。后期东吴政权被宗亲与士族把持，导致“将星凋零”，鲜有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这种人才断层，使其在三国后期逐渐沦为配角。
四、文化认同：曹魏正统，蜀汉情怀，东吴边缘
古代史学家普遍以曹魏为正统，因其占据中原且受汉献帝禅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虽佩服诸葛亮人品，但仍以魏国年号纪年，这种官方认定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三国的认知。而蜀汉虽未统一全国，却因“汉室宗亲”的身份与“恢复中原”的理想，在民间获得“精神正统”的地位。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色彩，更使其成为忠诚与智慧的化身，历代文人墨客对其推崇备至。
东吴则因政权合法性不足而长期被边缘化。其建立过程充满争议：孙坚、孙策父子虽以武力统一江东，但依赖宗族与姻亲力量，导致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孙权称帝时，其统治基础仍局限于江东士族，缺乏全国性号召力。这种“地方割据”的属性，使其在后世史书中常被视为“偏安政权”，难以与曹魏、蜀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