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历时十六年编纂完成的《北史》，与《南史》并称“南北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由父子两代人接力完成的通史巨著。这部记载北魏至隋朝233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不仅突破了南北朝史书“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偏见，更以“断代为仍行通法”的体例创新，为后世提供了贯通南北的完整历史图景。
一、父志未竟：李大师的史学理想
李大师（570—628年）生于北齐，历经隋末动荡，青年时期即萌生撰写南北朝通史的志向。他目睹前代史书对南北政权存有偏见，如《宋书》称北魏为“索虏”，《魏书》贬南朝为“岛夷”，这种分裂的历史叙事与其“大一统”理念相悖。隋末农民起义期间，李大师在窦建德政权中任尚书礼部侍郎，流放西会州期间，他借助镇守官员杨恭仁的藏书，系统梳理南北朝史料，奠定编纂基础。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李大师获赦返京，婉拒房玄龄、封德彝的出仕邀请，闭门著述。他原计划以编年体贯通南北，但仅完成部分草稿便抱憾离世。临终前，他叮嘱儿子李延寿：“今世称古今史，或南称北称史，其乱世纷纷，显然未闻一家之史，传之百代。”这份未竟的史学理想，成为李延寿毕生追求的目标。
二、子承父业：李延寿的史料整合
李延寿（约581—678年）继承父业，凭借史官身份广泛接触宫廷藏书。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立史馆，他参与《隋书》《晋书》编修，系统掌握八朝正史（宋、齐、梁、陈、魏、齐、周、隋）的编纂方法。贞观十七年（643年），褚遂良主持《五代史志》编撰，李延寿借此机会遍览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档案，为《北史》积累核心素材。
在编纂过程中，李延寿采取“抄录连缀”与“鸠聚遗逸”相结合的方法：
核心框架：以《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基础，保留本纪、列传的主体结构；
内容增补：参考一千余卷杂史，新增西魏三帝纪、后妃传等独家史料，如据魏澹《魏书》补全北魏孝文帝六子传；
体例创新：突破断代史局限，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朝视为统一历史阶段，各立本纪，体现“通史”视野；
文字锤炼：删除冗长叙事，提炼历史精髓，如将《北齐书》中高洋暴政的分散记载整合为专题，增强可读性。
三、史学突破：大一统的叙事革新
《北史》的编纂理念体现三大创新：
消弭南北偏见：取消《索虏传》《岛夷传》等歧视性栏目，以平等视角记载南北政权。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与南朝梁武帝崇佛并列呈现，凸显文化交融；
强化历史连续性：通过“世系表”“年表”等工具，梳理北朝皇族联姻与政权更迭。如北魏冯太后与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的联姻网络，揭示门阀政治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注重社会史价值：增补《西域传》《流求传》等边疆史料，记录粟特商队、倭国使节等跨国交流，为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提供珍贵线索。
四、历史回响：从私修到正史的升华
《北史》初成时未获官方认可，李延寿自费刊刻后，其史学价值逐渐显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大量引用《北史》内容，称赞其“叙事简劲，为后世史家所法”。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朝廷正式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将《北史》列入官修正史，与《史记》《汉书》等并列。
这部著作的流传，不仅修正了《魏书》等史书的讹误，更以“通史”视角重塑了南北朝历史认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延寿之书，实足以继迁、固之后，而与陈寿《三国志》并称。”今日研究北朝政治、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北史》仍是不可或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