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白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他以“杀神”“人屠”的称号闻名于世，一生征战三十七年，据传斩杀敌军近百万，更以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赵卒的记录，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血腥的一笔。然而，这位被司马迁称为“料敌合变，出奇无穷”的战神，其军事生涯是否真的如史书所载“战必胜，攻必取”？拨开历史迷雾，白起的形象远比“不败神话”的标签更为复杂。
战神崛起：从伊阙到鄢郢的征服之路
白起的军事传奇始于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的伊阙之战。面对韩、魏、东周三国联军二十四万大军，白起以“避实击虚”的战术，绕至敌军侧翼发动突袭，一举斩首二十四万，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此战不仅展现了白起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更奠定了他“以少胜多”的战术风格。
此后，白起的军事才能如烈火燎原。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他率军攻入楚国腹地，以“水淹鄢城”的战术摧毁楚军主力，攻克楚都郢城，迫使楚国迁都陈丘。这场战役中，白起将“因势利导”的战术发挥到极致，利用地形与水文条件，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
巅峰之战：长平之战与“人屠”称号的诞生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迎来军事生涯的巅峰。面对赵国名将廉颇的“坚壁清野”战术，白起以“反间计”诱使赵王换将，派赵括替代廉颇。随后，他通过“佯败诱敌、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四十五万赵军困于长平山谷，最终断粮四十六日，迫使赵军投降。为彻底摧毁赵国军事潜力，白起下令坑杀全部降卒，仅释放二百余名幼卒归赵报信。
长平之战的胜利，使白起“战神”之名震慑六国。但“人屠”的称号也随之而来——据梁启超考证，战国时期战死军人约二百万，其中半数死于白起之手。这种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核心的战术思想，虽为秦国统一奠定基础，却也让白起背负了“杀降不祥”的骂名。
败绩之谜：第二次马陵之战的争议
尽管多数史料称白起“一生无败绩”，但《战国策·燕策二》却记载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挫败。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白起率军攻赵，在离石之战中虽攻克蔺、离石二城，却因“兵伤于离石”而损失惨重。此后，秦军欲借道魏国攻赵，却遭魏国背叛，联合燕、赵两国在马陵道设伏。白起因补给线被切断、联军三面包围，最终“遇败于马陵”，被迫撤军。
这场战役的细节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白起仅是“突围受挫”，并非彻底失败；亦有观点指出，魏国因秦国未兑现割地承诺而临时倒戈，导致白起陷入困境。但无论如何，马陵之战成为白起军事生涯中罕见的“污点”，也暴露了其战术的局限性——当战场从平原转向山地，当补给线被切断时，白起的“歼灭战”理论便难以施展。
历史镜像：白起形象的多维解读
白起的“战神”神话与“败绩”争议，本质是历史记载的多维性体现。一方面，《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强调其“战无不胜”的形象，以服务于“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战国策》等纵横家著作则通过记录其挫败，凸显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复杂性。
更深层次来看，白起的形象折射出古代战争伦理的矛盾：他既是“以战止战”的实践者，通过消灭敌军主力加速统一进程；又是“杀降屠城”的批判对象，其战术手段突破了传统战争规则。这种矛盾，在邯郸之战中达到顶峰——白起因拒绝攻赵被秦王赐死，临终前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或许，他至死都未能理解，自己的军事才能为何最终败给了政治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