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柏真可（1543—1603）作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以复兴佛法、振兴曹溪法脉为己任，其门下弟子群体不仅承载了禅宗宗风的延续，更在佛教文化传承、社会救济等领域留下深远影响。从入室弟子到俗家信众，从寺院僧团到士林精英，紫柏真可的弟子群体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质，共同构建了晚明佛教复兴的实践网络。
一、核心弟子：道开与大义：刻经与护法的中坚力量
紫柏真可的入室弟子中，道开（号密藏）与大义堪称代表。道开作为《嘉兴藏》的实际主持者，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万历七年（1579年），他协助紫柏真可发起刊刻方册大藏经，负责筹措资金、协调刻工、解决争议。面对质疑方册版式“有失佛经尊严”的反对者，道开以“藏板不完，开心不死”的决心推动工程，最终促成中国首部方册版大藏经的诞生。该藏经自晚明至清中期刊刻长达200余年，对佛教典籍保存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义则以护法精神著称。紫柏真可蒙冤入狱后，大义奉师龛至潞河，侍御马经纶因感念师徒情深，启龛拂面痛哭。大义护送师骸至京口后，金沙曲阿等地弟子将其迎归径山寂照庵供奉。十一年后（1614年），弟子们将紫柏真可全身葬于双径山后，大义全程参与葬仪，体现了对师门的忠贞。
二、士林弟子：冯梦祯、瞿汝稷与王肯堂：儒释交融的桥梁
紫柏真可的弟子群体突破了传统僧俗界限，吸引了一批士林精英。冯梦祯（1548—1605）作为晚明学者，与紫柏真可交往密切，不仅资助《嘉兴藏》刊刻，还参与楞严寺修复工程。其著作《快雪堂集》中多处记载与紫柏真可的禅语对话，如“佛未出世祖未西来”的偈颂，展现了儒释思想的交融。
瞿汝稷（1548—1610）通内外学，著有禅宗史书《指月录》三十二卷。他受紫柏真可“调和诸宗”思想影响，在书中收录历代禅师语录，试图打破宗派壁垒。紫柏真可曾为其讲解《毗舍浮佛偈》，瞿汝稷将此融入《指月录》编纂，成为晚明禅宗史研究的经典。
王肯堂（1549—1613）作为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他与紫柏真可的交往体现了佛教唯识学与中医理论的互动。紫柏真可强调“文字般若”的重要性，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王肯堂对佛教经典的研读方式，使其在医学著作中融入佛理，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
三、隐逸弟子：缪希雍与法铠：山林中的文化守护者
紫柏真可的弟子中，不乏隐逸之士。缪希雍作为俗家弟子，精通医术与佛法，参与紫柏真可塔院选址。1614年，司成朱国祯礼师塔时发现地下水患，缪希雍相得五峰内大慧塔后之地，建议“文殊台”为葬址，体现了其对风水与佛教文化的深刻理解。
法铠作为紫柏真可的入室弟子，负责启塔迁葬事宜。1614年乙卯年，他遵朱国祯之嘱开启塔门，发现师骸完好，遂迁葬于文殊台。法铠的谨慎与虔诚，确保了紫柏真可遗体的妥善安置，也为后世研究明代高僧葬仪提供了珍贵史料。
四、弟子群体的历史影响：从宗教实践到文化传承
紫柏真可的弟子群体不仅延续了禅宗宗风，更在多个领域推动佛教文化发展：
刻经事业：道开主持的《嘉兴藏》刊刻，开创了方册版藏经的先河，对东亚佛教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
寺院复兴：紫柏真可修复楞严寺、归宗寺、佛光寺等十五座古刹，其弟子延续了这一事业，使晚明佛教建筑焕发新生。
思想融合：通过与冯梦祯、瞿汝稷等士人的交往，紫柏真可的“禅教一致”“儒释道融合”思想得以传播，推动了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潮。
社会救济：紫柏真可为营救矿税受害者南康知府吴宝秀夫人而奔走，其弟子群体继承了这一济世精神，参与赈灾、施药等公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