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厥，字龚袭，义阳郡平氏县（今河南桐柏县）人，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以严谨的处事风格和卓越的行政能力，在诸葛亮去世后逐步成为蜀汉中枢的核心成员，却因未能有效遏制宦官黄皓乱政而饱受争议。其人生轨迹与蜀汉的兴衰紧密交织，成为研究三国后期政治生态的重要案例。
一、从丞相府幕僚到尚书令：诸葛亮的“良士”
董厥的仕途始于诸葛亮开府治事时期。他最初担任丞相府令史，负责处理文书事务，后升迁为丞相主簿，成为诸葛亮的直接幕僚。诸葛亮曾评价他：“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董厥的才能，更凸显其“思虑周密、处事得当”的特质。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董厥虽未直接领兵作战，但通过协调后勤、整理军务等幕后工作，为北伐提供了重要支持。
诸葛亮去世后，董厥的仕途进入快车道。他先后担任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职，逐步掌握中央行政大权。尚书令作为蜀汉后期事实上的丞相替代者，董厥的晋升标志着他在蜀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跃升。延熙二十四年（259年），尚书令陈祗去世后，董厥继任这一要职，成为蜀汉中枢的核心决策者之一。
二、辅国大将军与平尚书事：蜀汉末期的权力格局
景耀四年（261年），董厥被任命为辅国大将军，与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侍中樊建共同“平尚书事”，形成蜀汉末期的权力铁三角。这一安排体现了刘禅对董厥的信任，也暗含平衡各方势力的考量：诸葛瞻代表诸葛亮遗留的政治势力，樊建作为董厥的同乡，则起到辅助制衡的作用。
然而，这一时期的蜀汉已陷入多重危机。大将军姜维常年率军北伐，导致“国内疲弊”；宦官黄皓则通过迎合刘禅的享乐需求，逐步插手朝政。董厥虽与诸葛瞻、樊建统领中央事务，却未能有效遏制黄皓的势力扩张。史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揭示了董厥在政治斗争中的妥协态度。这种“不作为”直接加速了蜀汉政权的衰落。
三、剑阁防御与投降魏国：末路英雄的无奈抉择
景耀六年（263年），魏将钟会、邓艾分路伐蜀。董厥奉命率军支援姜维，与廖化、张翼等人共同驻守剑阁，成功抵御钟会大军的进攻。这一战役中，董厥展现了其军事才能，剑阁的坚守为蜀汉争取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然而，邓艾偷渡阴平的奇袭彻底打破了僵局。当邓艾军攻破绵竹、直逼成都时，刘禅选择投降，并下令前线蜀军放下武器。
面对这一局面，董厥与廖化、张翼等人从东道投降钟会，结束了对蜀汉的忠诚。投降后，董厥被司马昭任命为相国参军，后兼任散骑常侍，返回蜀地慰问犒劳投降的官民。这一转变虽被部分史家视为“气节有亏”，但从现实角度而言，董厥的选择或许是对局势的无奈接受——在蜀汉已无翻盘可能的情况下，投降或许能减少更多无谓的牺牲。
四、历史评价：才能与局限的双重镜像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董厥的评价颇为矛盾：一方面肯定其“处事周密恰当”的才能，另一方面批评他在黄皓乱政时的“无所矫正”。这种矛盾折射出董厥性格中的保守性与妥协性——他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却缺乏政治斗争的锐气；他忠诚于蜀汉政权，却未能突破体制弊端。
后世史家对董厥的争议集中于两点：其一，作为诸葛亮亲手提拔的官员，他是否辜负了诸葛亮的期望？其二，在蜀汉灭亡的过程中，他应承担多大责任？从历史结果看，董厥的妥协确实加速了蜀汉的崩溃，但将其完全归咎于个人显然有失公允。蜀汉的灭亡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董厥的局限更多是时代悲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