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尔（1483年2月14日—1530年12月26日）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其族裔身份在历史研究中常引发争议。尽管部分文献称其为“乌兹别克人”，但综合其家族谱系、文化认同及历史背景，巴布尔的本质身份应被定义为突厥化蒙古人，其“乌兹别克”标签更多源于政治流亡经历与中亚地缘格局的投射。
一、血统溯源：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的双重遗产
巴布尔的族裔身份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其父系源自帖木儿帝国建立者帖木儿——这位14世纪中亚的军事征服者虽以突厥文化为表，实为蒙古巴鲁剌思部后裔，通过联姻与军事扩张统一中亚，并自诩为成吉思汗家族的政治继承人。巴布尔的祖父羽奴思汗、外祖父察合台王羽努斯汗（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的联姻，进一步强化了其家族的蒙古血统。这种“突厥化蒙古人”的混合身份，使巴布尔在自传中明确宣称：“我们既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也是帖木儿的子孙。”
二、乌兹别克标签的起源：流亡经历与地缘政治的投射
巴布尔被贴上“乌兹别克人”标签，主要源于其青年时期的政治流亡经历。15世纪末，中亚河中地区被昔班尼汗建立的乌兹别克汗国控制，巴布尔因争夺帖木儿帝国继承权失败，于1501年被逐出费尔干纳，流亡至阿富汗喀布尔。在此期间，他被迫与乌兹别克势力周旋，甚至短暂联合波斯萨法维王朝对抗昔班尼汗。这一阶段的生存策略使其与乌兹别克群体产生交集，但需明确：巴布尔从未融入乌兹别克族群，其流亡经历更多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而非族裔认同的转变。
三、文化认同：突厥-波斯文化的践行者
巴布尔的文化身份与其血统高度一致。他自幼接受突厥-波斯教育，精通波斯语、突厥语，并以波斯语创作自传《巴布尔回忆录》，该书被后世誉为“16世纪中亚的文学瑰宝”。其宫廷文化融合了波斯艺术、突厥军事传统与蒙古游牧精神，例如：
建筑风格：莫卧儿建筑以“印度-伊斯兰风格”闻名，实则融合了波斯园林、突厥穹顶与印度本土元素，如胡马雍陵的八角形结构即源自中亚传统。
军事技术：巴布尔在征服印度过程中引入的火炮与战车战术，直接继承自帖木儿帝国的军事遗产。
宗教政策：他推行宗教宽容，允许印度教寺庙与佛教寺院共存，这一政策与帖木儿时期“以伊斯兰教为表、多元文化为里”的治理模式一脉相承。
四、历史定位：中亚-南亚文明桥梁的构建者
巴布尔的族裔身份争议，本质反映了中亚历史中“文化认同”与“政治标签”的张力。尽管其流亡经历使其与乌兹别克势力产生交集，但其核心身份始终是突厥化蒙古人，这一身份赋予他：
政治合法性：以成吉思汗与帖木儿双重后裔的身份，为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提供法理依据；
文化凝聚力：通过融合波斯、突厥与印度文化，莫卧儿帝国成为南亚次大陆首个实现“文化大一统”的政权，其影响延续至英属印度时期；
地缘影响力：巴布尔的征服使中亚与南亚首次在单一政权下实现深度互动，为丝绸之路南线贸易与文化交流开辟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