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这位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中世纪作家，其创作风格常引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归属性争议。他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既充满骑士传奇的浪漫色彩，又饱含对14世纪英国社会的精细刻画。这种风格张力，实则是中世纪文学从神本主义向人文主义过渡的缩影。乔叟的作品并非非此即彼的标签，而是一面双面镜，同时映照出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与现实主义的世俗关怀。
一、浪漫主义的基因：骑士传奇与理想主义
乔叟的文学启蒙深植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其早期作品《公爵夫人之书》明显带有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印记，通过“玫瑰象征”“梦境叙事”等手法，构建起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意象世界。这种浪漫主义基因在《特罗伊勒斯与克瑞西达》中达到巅峰，乔叟以但丁式的三行体诗，将特洛伊战争背景下的爱情悲剧升华为“命运无常”的哲学寓言。
骑士传奇对乔叟的影响尤为深远。《骑士的故事》中，帕拉蒙与阿赛特对艾米莉的争夺，完美复现了亚瑟王传奇中的“骑士之爱”范式。乔叟通过“决斗场面的诗意渲染”“贵族礼仪的细致描摹”，将中世纪骑士精神理想化，其笔下的骑士既是“基督教虔诚的化身”，也是“典雅爱情”的践行者。这种浪漫主义叙事，与同时代法国的《玫瑰传奇》形成互文，共同构建起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
二、现实主义的锋芒：世俗画卷与人性解剖
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乔叟的文学底色，那么现实主义则是其突破中世纪文学范式的利刃。《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框架叙事本身，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典范。通过31位朝圣者的群像塑造，乔叟构建起14世纪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从僧侣的贪腐到商人的精明，从农夫的淳朴到巴斯妇的泼辣，每个角色都是特定社会阶层的缩影。
在《巴斯妇的故事》中，乔叟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位“经历五次婚姻”的世俗女性。她对婚姻制度的调侃、对男性权威的挑战，彻底颠覆了中世纪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这种对人性弱点的直白揭露，在《卖赎罪券者》中达到高潮，教士托帕斯的虚伪面目，通过其自相矛盾的布道词被无情解构。乔叟的现实主义锋芒，甚至刺破了宗教神圣性，这种创作勇气远超同时代作家。
三、双重性的根源：时代转型的文学镜像
乔叟风格的双重性，本质上是14世纪欧洲社会转型的文学映射。一方面，封建制度与基督教神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为浪漫主义叙事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兴起与人文主义萌芽，催生了现实主义观察视角。乔叟身处这两种思潮的交汇点，其创作自然呈现出“理想与世俗”的张力。
这种双重性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事结构中体现得尤为精妙。朝圣者们从伦敦塔出发，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旅程，既是对基督教朝圣传统的浪漫化书写，也是对14世纪英国社会现实的巡礼。乔叟通过“框架叙事”的现代性手法，将浪漫主义意象与现实主义描写熔铸于同一文本，创造出“复调叙事”的文学奇迹。
四、历史定位：超越流派的文学先驱
将乔叟简单归类为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实则是用后世概念框限这位文学先驱。他既非但丁式的神秘主义者，亦非薄伽丘式的现实批判者，而是兼具二者特质的过渡性作家。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是对中世纪文学传统的继承；现实主义锋芒，则是对新兴人文精神的呼应。这种兼容并包，使乔叟成为连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文学桥梁。
当我们在现代语境下重审乔叟时，应超越流派之争的局限。他笔下的浪漫主义，不是逃避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承载人文理想的叙事载体；其现实主义描写，亦非自然主义的刻板记录，而是渗透着道德批判的人文关怀。这种创作智慧，使乔叟的作品历经六个世纪仍焕发着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