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三月的洛阳城笼罩在血腥与阴谋中。东安王司马繇以“谋逆”罪名将名将文鸯夷灭三族，这场看似突兀的屠杀，实则是两大家族跨越三十年的血仇、西晋宗室权力斗争与个人恩怨交织的必然结果。透过《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这场悲剧的脉络逐渐清晰。
一、血海深仇：诸葛诞之死的延续
司马繇与文鸯的仇恨，可追溯至甘露二年（257年）的淮南叛乱。当时，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对司马昭，东吴为支援叛军，派遣文钦、文鸯父子率三万精兵入城。然而，文钦与诸葛诞因战略分歧产生矛盾，最终被诸葛诞以“通敌”罪名斩杀。文鸯与弟弟文虎闻讯后，率部攻城未果，被迫投降司马昭。
这场杀父之仇成为司马繇与文鸯矛盾的根源。司马繇是诸葛诞的外孙，其母诸葛妃为诸葛诞之女。对司马繇而言，文鸯的投降不仅导致外祖父败亡，更使诸葛氏三族被夷灭。这种家族血仇在司马繇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正如《晋书》所载：“繇，诞之外孙，深恨鸯。”
二、权力博弈：八王之乱的序幕
文鸯之死并非单纯的私人复仇，而是西晋宗室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元康元年（291年），贾后贾南风为独揽大权，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杀太傅杨骏及其党羽。在这场政变中，司马繇因“果断决绝”被贾后提拔为尚书左仆射，掌握朝廷实权。
然而，司马繇的崛起引发其他宗室不满。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等辅政大臣指责其“擅权”，而司马繇为巩固地位，急需树立威望。此时，文鸯成为最佳目标：作为曾击败鲜卑秃发树机能、名震天下的名将，文鸯的存在对司马繇构成潜在威胁；更重要的是，文鸯与杨骏集团并无关联，司马繇却将其列入“逆党”名单，实为借机泄愤。
三、历史循环：冤冤相报的悲剧
文鸯的悲剧命运，折射出西晋宗室“以怨报怨”的恶性循环。司马繇诬杀文鸯后，自身也未得善终。仅数月后，司马玮以“谋反”罪名将其流放带方郡（今朝鲜半岛），最终死于途中。而文鸯之死，更成为八王之乱的导火索之一——宗室间的猜忌与屠杀，最终导致西晋国力衰微，五胡乱华。
从历史视角看，文鸯的军事才能与忠诚品格本应成为西晋稳定边疆的支柱。他曾在咸宁三年（277年）以平虏护军身份督凉、秦、雍三州军事，大破秃发树机能，收降二十万胡人，被《晋书》誉为“万人之雄”。然而，在宗室倾轧与私人仇恨的夹击下，这位名将最终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四、历史镜鉴：权力与人性的双重拷问
司马繇诛杀文鸯的事件，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残酷真相：在权力面前，私人恩怨与家族利益往往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司马繇的复仇，既是对外祖父的“忠”，也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文鸯的悲剧，则源于其“能征善战却不懂政治”的致命弱点——他未能察觉司马繇的杀机，更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宗室斗争的棋子。
这场跨越三十年的仇恨，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司马繇的家族在八王之乱中彻底覆灭，而文鸯的鲜血，则成为西晋宗室内耗的又一道伤疤。正如《资治通鉴》所叹：“夫仇怨之起，各以其私；而国之安危，常系于此。”当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时，悲剧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