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托孤白帝城，留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自此，诸葛亮以丞相之位总揽蜀汉军政，然而一个细节却引发后世争议：他上朝时竟带甲士百人护卫，甚至在刘禅成年后仍不还政。这一行为背后，是权力欲望的膨胀，还是蜀汉政权存续的必然选择？
一、甲胄之谜：史书记载与历史语境的交织
关于诸葛亮带甲上朝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书·桓温传》：“诏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此条史料虽未直接描述诸葛亮日常上朝场景，却揭示了东晋时期对诸葛亮特权的效仿。结合三国时期政治环境，可推断诸葛亮带甲护卫并非虚妄：
权力核心的脆弱性
蜀汉政权由荆州集团、东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构成，刘备去世后，李严等东州派曾试图争夺兵权。诸葛亮以“甲士百人”彰显权威，实为震慑潜在反对势力。例如，建兴六年（228年）北伐前，他果断罢黜李严，将兵权收归丞相府，此举需绝对武力保障。
刘禅的“虚君”地位
刘禅登基时年仅十七岁，且“素无主见”，朝中实权完全掌握在诸葛亮手中。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甚至刘禅欲扩后宫都被其以“先帝遗德”为由拒绝。带甲上朝既是权力象征，也是对刘禅权威的隐性压制。
二、不还政的深层逻辑：理想主义与现实危机的碰撞
诸葛亮终身未还政于刘禅，核心原因并非个人权力欲，而是蜀汉政权存续的客观需求：
北伐战略的不可替代性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扭转地缘劣势，他制定“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二十一字方针，而北伐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若还政刘禅，以刘禅“乐不思蜀”的性格，必然放弃主动进攻，蜀汉将沦为偏安政权。历史证明，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停止大规模北伐，蜀汉国力虽短暂恢复，却最终因缺乏战略主动权而灭亡。
人才断层的致命隐患
蜀汉政权“小国贤才少”，诸葛亮执政时，朝中仅蒋琬、费祎、董允等少数人才可堪大用。他曾在《荐蒋琬表》中盛赞蒋琬“社稷之器”，但蒋琬的才能与诸葛亮相比仍有差距。若还政刘禅，以刘禅“亲信宦官黄皓”的昏聩，必导致权臣乱政。事实上，诸葛亮死后仅二十九年，蜀汉便因黄皓专权、姜维被排挤而灭亡。
法理与道德的双重约束
刘备托孤时赋予诸葛亮“自取”的权力，但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理念约束自身。他曾在《自表后主》中公开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以清廉自证无篡位之心。不还政实为“代行皇权”，而非篡夺，其目的在于确保北伐战略的延续性。
三、历史镜鉴：权力集中与制度缺陷的悖论
诸葛亮带甲上朝与终身不还政，暴露了蜀汉政权的结构性矛盾：
人治与法治的失衡
诸葛亮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治理蜀汉，但过度依赖个人能力导致制度脆弱。他死后，蜀汉“无岁不征”，却因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而屡战屡败。蒋琬、费祎执政时，虽延续休养生息政策，却未能解决人才断层问题。
理想主义的现实困境
诸葛亮试图以“兴复汉室”凝聚人心，但蜀汉仅占益州一地，人口不足百万，与曹魏“带甲百万”的实力差距悬殊。北伐虽具战略意义，却因国力限制难以成功。带甲上朝与不还政，本质是诸葛亮用集权手段延续理想主义的最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