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崔与之的籍贯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始终笼罩着一层迷雾。这位以“八辞参政、十三辞相位”著称的清廉之士，其人生轨迹从岭南出发，最终在历史长书中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梳理《宋史》《中国人名大辞典》及地方志等史料，我们得以还原这位传奇人物的真实籍贯脉络。
一、血脉迁徙：从汴京到岭南的千年流变
崔氏先祖可追溯至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之变后，其曾祖父为避战乱率族南迁，先定居江西宁都白鹿营（今宁都县黄石镇营底村），后辗转至广东河源。至崔与之父亲崔世明时，家族最终在增城（今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坑背崔屋村扎根。这种跨越三省的迁徙轨迹，在《崔氏族谱》中有明确记载：“先世自汴徙赣，再徙粤，至公父始居增城。”
二、身份认同：多重记载下的历史真相
关于崔与之的籍贯，不同史料存在差异：
《宋史·崔与之传》载其为“广州人”，此说法源于宋代行政区划中增城属广州管辖；
《中国人名大辞典》明确标注“增城人”，指向其具体出生地；
地方志与族谱则更详细记载其祖籍宁都、定居增城的过程。
这种差异实为古代籍贯认定惯例所致——既可称祖籍，亦可称出生地。正如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言：“唐贤相起炎方者三……然皆奇拔于支郡，管府以广名甚大，山伟海巨，秀灵鸠凝，又迟三四百载，菊坡翁始名在白麻卧龙蒲涧之阿。”此处“炎方”即指南粤大地，明确将崔与之视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人物。
三、岭南印记：从学术流派到精神图腾
崔与之虽祖籍中原，但其一生与岭南文化深度交融：
学术开创：在广州创立“菊坡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培养出李昴英等岭南名士，使广州成为南宋理学重镇；
军事功绩：任广西提点刑狱时，整顿吏治、平定叛乱，其“兵在精不在多”的治军理念影响深远；
廉政典范：八次辞去参知政事、十三次推辞右丞相之职，留下“琴鹤清风”的千古佳话，被文天祥誉为“菊坡天人”。
这种文化认同在岭南士人中形成强烈共鸣。明代黄佐在《广州人物传》中评价：“自汉唐以来，出将入相者莫如崔清献公。”而广州百姓为纪念他，将其故居所在的蒲涧路改名为“菊坡路”，至今仍存。
四、历史回响：籍贯争议背后的文化认同
崔与之籍贯之争，本质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缩影。从河南汴京到江西宁都，再到广东增城，崔氏家族的迁徙史恰似一部微型移民史。而崔与之本人，则以卓越的政绩与清廉的品格，完成了从“外来者”到“岭南文化符号”的蜕变。
正如现代学者所言：“崔与之的籍贯或许存在争议，但他作为岭南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无可争议。”这种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正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生动体现。当我们在增城菊坡亭前驻足，在广州菊坡路上徜徉，这位千年前的清廉之士，依然以精神之光照亮着岭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