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是诞生在清代的一个特殊的权力机构，与武周时期的凤阁鸾台、明朝的内阁重要性同等。军机处始于雍正七年对青海用兵时所设，至宣统三年七月中枢改为内阁制而消亡，是清帝国一百八十二年里最高的建议和执行机构。
作为帝国的中枢，军机处的办公地址除了紫禁城里位于隆宗门内的一处外，在圆明园如意门内也有一处军机堂，是在皇帝每年移园的时候，军机处跟随而去的办公场所。所以这样与皇帝形影不离，须臾不可分开的特殊性质，也让军机处享有其他机构无法企及的荣耀和待遇。
军机处的政治待遇
军机处中最为紧要的当属军机大臣，但军机大臣人数向来没有定数，多随皇帝需要而进行增减，军机大臣下属的军机章京则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各有16人，轮流排班以备皇帝召对，后在光绪年间汉人军机章京增至20人。至于其他负责抄写办事的笔帖式、打杂的苏拉无算，另军机处还下辖一个名为方略馆的部门，负责谕旨、文书的收贮整理等工作。
在明清两代有一句地方官羡慕京官的俗语：“我爱京官有牙牌”。是指地方官羡慕在京城的官员有出入宫廷的牙牌，即象牙雕刻的凭证，上书该官员的相貌、名字作为身份证明，是出入宫禁的“门禁卡”。
但军机处的凭证比牙牌更为气派，《桓枢纪略》所载军机处的凭证为金牌，“金牌以金为之，广约五分，厚约一分，修约两寸，上镌军机处三字，直（值班）军机配之”，而这面金牌不仅是军机处的凭证，也是军机处行使权力，打开印匣的“钥匙”。
印章是一个机构运转必不可少的权力标志，作为军机处这么重要的机构，这里“公章”也与其他衙门不同。军机处印章为银质，专门存储在收藏皇家珍贵图书、笔墨纸砚的懋勤殿，由内奏事处太监专门管理，但是内奏事处太监只有看管之权。
如遇需要钤盖印章打开印匣的时候，必须由当天的军机章京到领班军机大臣处，领取随身佩戴的印匣钥匙，并携带上“军机处”金牌，唯有两者同时出现，才能够在内奏事太监的监督下加盖钤记，如此才能让军机处下发给各省的文件生效。
除了机构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财政拨款的来源也是衡量一个单位优劣的标准，例如中央直属单位就要比地方财政供养的单位硬气，全额事业单位就是比差额事业单位体面一般。军机处的日常周转经费来源也自然比六部、各省来得更为广泛。
根据军机处所藏档案，光绪三十四年这一年军机处的财政拨款主要是由度支部（即户部）拨付的饭食银六千两，内务府给的参赏银四千两，崇文门税关饭食银四百二十两；各地方省报效的津贴银七千七百八十两，以及下属的方略馆支领的桌饭银二百零八两构成的。
仅这一年军机处得到的财政拨款高达两万余两，而这还是在1908年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的景况下耗费的银两，在咸丰年间军机处甚至还有经费不够使用的情况下，主动向内务府索要银子的情况。
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
重要的机构，也势必会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据《池上草堂笔记》和《浪迹丛谈》的记载。嘉庆初年，乾隆皇帝退居二线“训政”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需要召集军机大臣议事，但此时军机大臣早已“退值”，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和戴衢亨两人在。无奈事急从权，太上皇乾隆只好召见他们二人奏对，结果这两个人办事和回对的能力让乾隆皇帝非常满意，于是准备将他们二人升为军机大臣。
在领班军机大臣和珅赶来后，乾隆皇帝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和珅，和珅无奈回答到吴熊光和戴衢亨只是五品小官，远远达不到军机大臣最低三品的“起步价”。于是乾隆当即给吴、戴两人加升为三品职衔，并在晓得吴熊光家贫乘不起三品的轿子后，又从户部拨发给吴一千两的饭食银作为生活补贴。
无独有偶，乾隆年间还有一个名叫巴延三的人，平庸无能，只因宗室的身份，所以在军机处做了一个司员。也是因为皇帝突然召见，军机大臣不在，值班的巴延三无奈顶了上去，结果因为紧张，皇帝吩咐的事情一件都没有记住，最后是一个在旁伺候名叫鄂啰哩的太监，将皇帝的话复述给巴延三，才让他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