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多铎与豪格作为努尔哈赤家族的核心成员，分别以军事天才与政治强人的形象留下深刻印记。若以“谁更厉害”为评判标准，需从军事才能、政治博弈与历史影响三重维度展开对比分析。
一、军事才能：多铎的“歼灭战专家” vs 豪格的“攻坚战先锋”
多铎的军事生涯堪称一部“歼灭战教科书”。1636年松锦战役中，他率军设伏于杏山与松山之间的高桥，全歼杏山明军，彻底扭转战局；1644年入关后，他率军追击李自成至山西平定，迫使大顺政权崩溃；1645年扬州之战，他以红衣大炮攻破城池，虽因“扬州十日”留下历史污点，但军事效率与战术执行力可见一斑。乾隆帝评价其“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其军事才能集中体现在：
歼灭战思维：擅长通过围点打援、伏击截击等战术实现全歼敌军目标；
跨地域作战能力：从漠北蒙古到江南水乡，从高原戈壁到中原平川，均能快速适应战场环境；
装备革新意识：在扬州之战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红衣大炮攻城，开创清军火器运用先河。
豪格则以“攻坚战先锋”著称。作为皇太极长子，他自幼随父征战，天聪六年因功封和硕贝勒。其军事成就集中于：
硬仗攻坚能力：1634年征讨察哈尔时，率军深入大漠，斩获甚众；
战略协同意识：1643年与多尔衮联合指挥松锦战役，为清军入关奠定基础；
西南平叛功绩：1646年率军入川，击灭张献忠大西政权，稳定西南局势。
对比结论：多铎在战术创新与歼灭效率上更胜一筹，豪格则以攻坚韧性与战略协同见长。若以“改变战争进程”为标准，多铎的军事贡献更具决定性。
二、政治博弈：多铎的“权力联盟者” vs 豪格的“孤勇斗士”
多铎的政治生涯充满争议性操作。作为多尔衮同母弟，他深度参与清初权力重组：
皇位争夺战：1643年皇太极猝死后，他力挺多尔衮继位，失败后转而支持福临，促成“两黄旗-两白旗”政治联盟；
政敌打击战：与多尔衮联手打压豪格，通过“希尔艮冒功事件”将豪格下狱致死，彻底清除政治对手；
权力巅峰时刻：1648年晋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清廷第二号人物，其政治联盟控制了六部、都察院等核心机构。
豪格的政治生涯则充满悲剧色彩。作为皇位有力竞争者，他因性格缺陷与政治幼稚屡遭挫败：
储位争夺战：1643年与多尔衮争夺帝位失败，虽接受福临继位，但始终未获多尔衮信任；
权力边缘化：1644年入关后，其军功被多尔衮刻意淡化，政治影响力逐渐萎缩；
致命失误：1648年因“出征四川，地方全未平定”罪名被下狱，死于狱中，其政治集团彻底瓦解。
对比结论：多铎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投机与联盟构建能力，其“以军事换政治”的策略成功巩固家族地位；豪格则因性格刚直与政治短视，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牺牲品。在政治博弈层面，多铎的权谋手段远胜豪格。
三、历史影响：多铎的“制度奠基者” vs 豪格的“过渡性人物”
多铎的历史影响具有双重性：
积极层面：其军事改革（如火器运用、跨兵种协同）为清军入关后统一全国奠定基础；其政治联盟模式成为清代“亲王摄政”制度的雏形；
消极层面：“扬州十日”等暴行加剧民族矛盾，为清代统治埋下隐患；其与多尔衮的专权行为加速了清初政治腐败。
豪格的历史影响则相对有限：
军事遗产：其西南平叛经验为后续清军征服云贵提供参考；
政治教训：其失败案例成为清代宗室权力斗争的反面教材，促使后续帝王加强皇权集中。
对比结论：多铎通过制度创新与权力重构深刻改变了清初政治生态，其影响持续至乾隆年间；豪格则更多作为权力过渡期的悲剧人物存在，历史存在感较弱。
四、终极评判：多铎的“胜利者逻辑”
若以“成功标准”衡量，多铎无疑是清初权力游戏的大赢家：
军事上：其歼灭战模式成为清军标准战术，战功被乾隆钦定为“开国诸王之最”；
政治上：通过联盟构建实现权力跃升，其家族在顺治、康熙年间仍保持政治影响力；
历史评价上：虽因暴行遭后世批判，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仍被恢复豫亲王封号，配享太庙。
豪格的失败则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历史定律：
军事才能未转化为政治资本：其攻坚战功绩被多尔衮系统性抹杀；
政治幼稚导致权力崩塌：对多尔衮集团缺乏防范，最终遭致杀身之祸；
历史评价两极分化：清代官方将其定位为“谋逆罪人”，民间则因其冤死而同情。
历史启示：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军事才能与政治权谋的平衡才是决定历史地位的关键。多铎的“胜利”与豪格的“失败”，本质上是清初权力集中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当多尔衮集团需要巩固统治时，具有军事威胁的豪格必须被清除，而作为联盟核心的多铎则成为权力结构的稳定器。这种历史逻辑，远比简单的“谁更厉害”评判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