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6年清明，长安城南的桃花灼灼盛开，28岁的博陵书生崔护因科举落第，独自踏青散心。这场看似寻常的春日漫游，却因一次偶然的邂逅，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面桃花”典故，更留下一段跨越千年的情感悬案——崔护是否最终迎娶了那位令他魂牵梦萦的桃花女？
一、惊鸿一瞥：桃花林中的命运初遇
据唐代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崔护行至一处被桃花掩映的茅屋前，因口渴叩门求水。开门的是一位“妖姿媚态，绰有余妍”的少女，她以杯水相待，却始终“独倚小桃斜柯伫立”，仅以目光传递情愫。崔护以言挑之，少女虽未回应，但“目注者久之”的细节，暴露了双方暗藏的心动。这场未及深谈的相遇，在崔护心中埋下了情根——他临别时“眷盼而归”，却因科举压力未再造访，直至次年清明。
二、物是人非：一首诗引发的千年情劫
次年清明，崔护重返旧地，却见茅屋紧闭、桃花依旧。失落之下，他题诗于门：“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即兴之作，以“人面”与“桃花”的对比，道尽了物是人非的怅惘，成为中国文学中“追忆”意象的经典。然而，戏剧性的转折随之而来——数日后，崔护再访时闻哭声叩门，得知少女自去年别后便“思而不得”，见诗后更是“绝食数日而死”。崔护悲恸之下，抱尸痛哭，少女竟奇迹般苏醒，最终两人结为连理。
三、历史与传说的交织：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这一故事虽充满传奇色彩，但其真实性却需辩证看待：
史实依据
崔护确为唐代诗人，《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其中《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他出身博陵崔氏，贞元十二年（796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岭南节度使，是唐代诗人中仕途最显赫者之一。地方志《长安县志》亦记载城南“桃溪堡”为崔护遇艳处，至今仍有“人面桃花遗址”。
传说演绎
少女“死而复生”的情节，明显带有魏晋志怪小说的痕迹，如《搜神记》中的还魂故事。但经文人改写后，这一情节褪去了神怪色彩，强化了诗歌的情感力量。宋代以后，“人面桃花”成为失恋、追忆的象征，如晏几道“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门悄悄”，便是对这一意象的直接化用。
文化符号的固化
尽管故事细节可能存在艺术加工，但其核心情感——对短暂邂逅的永恒追忆——却真实反映了唐代文人的情感模式。科举压力下，文人常通过艳遇故事宣泄情感，而崔护将个人经历升华为“诗缘”，使这段情感获得了文学永恒性。
四、圆满结局：文化记忆中的情感投射
尽管历史真相已难考证，但民间传说与文学创作共同塑造了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
元代白朴据此创作杂剧《崔护谒浆》，增加“桃花仙”神话设定，强化了故事的浪漫色彩。
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复生”的情节，明显受崔护故事启发。
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时吟诵“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正是“人面桃花”意象的悲情化演绎。
这些改编不仅延续了崔护故事的生命力，更将其升华为中国文化中“情与诗共生”的审美传统。西安桃溪堡至今保留“人面桃花”碑刻，每年清明举办“桃花诗会”，成为文人雅集的圣地；日本汉诗界将此诗收入《唐诗意译》，衍生出“桃色邂逅”的文学母题，影响了平安时代的和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