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之战后处决单雄信的决策，看似违背其“礼贤下士”的常规形象，实则是权力结构、政治风险与人性弱点交织下的理性选择。从历史细节看，这一决策背后隐藏着三重深层逻辑。
一、忠诚度危机：单雄信的“轻于去就”标签
单雄信的军事才能虽获认可，但其“轻于去就”的口碑始终是致命伤。瓦岗军时期，李密为夺权设鸿门宴诛杀翟让，单雄信作为翟让心腹，当场“顿首求哀”保命。李密谋士房彦藻曾直言：“雄信轻于去就，劝密除之。”李密虽因惜才未从，但单雄信的妥协行为已埋下隐患。
更关键的是，单雄信在洛阳之战中的表现彻底暴露其立场摇摆。当李密委派其控守要地时，他放任王世充通过，甚至在李密与王世充决战时“率军袖手旁观”，最终投降王世充。这种行为在李世民眼中，等同于“食其禄而害其主”。即便单雄信在战场放过李世民一命，但这种“条件性忠诚”反而加剧了李世民的戒备——若单雄信能为王世充背叛李密，同样可能为利益背叛李唐。
二、瓦岗旧部的权力制衡：削弱潜在威胁
李世民处决单雄信的决策，与瓦岗旧部势力膨胀直接相关。武德四年（621年）洛阳之战后，秦琼、程咬金、李世勣（徐茂公）等瓦岗将领已归顺李唐，形成庞大军事集团。李密曾因降而复叛被杀，根源正是对瓦岗旧部“尾大不掉”的恐惧。李世民若收留单雄信，可能引发三重风险：
派系抱团：单雄信与李世勣私交甚笃，若其存活，可能成为瓦岗旧部凝聚的核心，威胁李唐中央集权。
示范效应：赦免单雄信会向其他降将传递“反复无常可获宽恕”的信号，动摇军心。
太子派系渗透：当时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储位之争已趋白热化，单雄信若被太子阵营拉拢，可能成为颠覆李世民势力的棋子。
李世勣以全部家产求情时，李世民断然拒绝，本质是通过“杀鸡儆猴”向瓦岗旧部表明态度：忠诚是唯一生存法则，任何投机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三、帝王驭心术：消除不可控变量
李世民对单雄信的杀心，还源于对其“工具化人格”的深刻洞察。单雄信的职业生涯始终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从翟让到李密，再到王世充，每次投降均伴随权力地位的提升。这种“待价而沽”的生存策略，在乱世中或许可行，但在需要绝对忠诚的帝国体系中却是致命缺陷。
历史案例提供了鲜明对比：尉迟敬德曾是刘武周部将，归顺后以“解衣推食”的忠诚赢得李世民信任；而单雄信虽在战场放过李世民，但其动机更可能是“保存自身价值以待新主”。李世民深知，若收留单雄信，必须给予高于王世充的待遇（如“大将军”之位），但单雄信的过往记录表明，他可能因更高利益再次背叛。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不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原则。
四、历史镜像：刘邦杀丁公的警示
李世民的决策逻辑，与汉高祖刘邦处决丁公如出一辙。楚汉战争中，丁公曾放走走投无路的刘邦；项羽败亡后，丁公自恃有恩求见，却被刘邦以“为臣不忠者，当诛”为由处死。刘邦此举旨在向天下宣告：对主君不忠者，即便对我有恩，也必须清除，以维护帝国秩序。
李世民处决单雄信时，同样传递了这一信号：在帝国体系中，个人才能必须服从于政治忠诚。单雄信的悲剧，本质是乱世生存法则与帝国治理逻辑的冲突——他能成为绿林豪杰，却无法适应需要绝对忠诚的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