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襄樊之战爆发，关羽以荆州之兵北伐曹魏，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关键时刻因后方失守、盟友背刺而功败垂成。这场战役中，驻守上庸的孟达拒绝出兵支援关羽，成为历史谜团之一。表面看是“山郡初附，未可动摇”的军事托词，实则暗藏权力制衡、利益算计与人性弱点的复杂博弈。
一、权力制衡：刘备的“双保险”布局
孟达的拒援，首先源于刘备对其的深度不信任。作为降将，孟达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始终微妙。汉中之战后，刘备命孟达攻打房陵，却派义子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领孟达的军队”，形成“刘封监军、孟达作战”的权力结构。这种安排暴露了刘备的深层考量：孟达出身扶风士族，在汉末乱世中辗转投靠刘璋、刘备，其忠诚度始终存疑；而刘封作为刘备养子，既是军事骨干，更是政治保险。
从战略层面看，上庸三郡（上庸、西城、房陵）是连接荆州与汉中的咽喉要道，控制此地可同时威胁曹魏襄樊、保障蜀汉东线安全。刘备将孟达置于刘封监管之下，实则是通过“亲信制衡降将”的手段，防止孟达借机坐大。这种权力布局直接导致孟达在襄樊之战中陷入两难：若出兵支援关羽，需抽调上庸主力，可能引发刘封猜忌；若按兵不动，则可保全自身实力，避免被刘备视为“威胁”。
二、利益算计：孟达的“生存优先”逻辑
孟达的拒援，本质是乱世中降将的生存策略。作为士族出身的边角料，他在汉末资源重组中屡屡碰壁：扶风老家被董卓、李傕等军阀蹂躏，投靠刘璋后又被刘备取代，最终在蜀汉政权中沦为“外来者”。这种经历使其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在权力游戏中，生存优于道义，利益高于忠诚。
从军事风险看，支援关羽需穿越曹魏控制的郧关，面临徐晃等名将的阻击。若战败，孟达可能被刘备问责；若胜利，关羽的威望将进一步压过自己。这种“输赢皆输”的局面，使其选择保守策略。更关键的是，孟达深知刘备对降将的防范：此前糜芳、傅士仁因后勤不力被关羽责备，最终投降东吴；若自己贸然出兵，一旦失败，必成替罪羊。
三、人性弱点：刘封的“私怨”与“短视”
刘封的拒援，则暴露了权力斗争中的人性弱点。作为刘备养子，他本有继承权，却因刘禅出生而丧失地位，被发配至上庸这种偏远之地。这种落差使其对刘备心存怨怼，对关羽也缺乏忠诚动力——毕竟，关羽是刘备亲信，而自己已被边缘化。
更致命的是，刘封与孟达存在私人矛盾。据《三国志》记载，刘封曾“夺达鼓吹”，公然羞辱孟达，导致两人关系破裂。当关羽求援时，刘封若出兵，需依赖孟达的军队；但若孟达拒援，刘封也不敢单独行动，否则可能被孟达反制。这种“私怨压过公义”的心态，使其选择与孟达保持一致，共同拒绝支援。
四、历史回响：拒援的连锁反应与教训
孟达、刘封的拒援，直接导致关羽陷入绝境：后方糜芳、傅士仁投降东吴，切断粮道；前线因缺乏援兵，攻城器械不足，无法突破樊城；最终军心溃散，败走麦城。这场失败不仅使蜀汉丢失荆州，更引发连锁反应：刘备为报仇发动夷陵之战，导致蜀汉精锐尽丧；孟达因惧罪投降曹魏，引发上庸叛乱；刘封被刘备赐死，蜀汉人才断层加剧。
从历史教训看，孟达的拒援暴露了降将群体的生存困境：在权力游戏中，他们既需证明忠诚，又需防范猜忌，最终往往选择自保而非冒险。而刘封的短视，则反映了权力斗争中“私怨压过公义”的普遍现象。这些教训提醒后人：在危机时刻，内部的信任与协作远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