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是三国格局的转折点。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巅峰时刻因孙权背盟偷袭荆州而功败垂成。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蜀汉的北伐希望，更让东吴与曹魏的博弈天平彻底倾斜。若孙权未选择背刺，历史是否会走向另一条轨迹？答案藏在战场局势、战略博弈与人性抉择的交织中。
一、战场局势：关羽的“极限操作”与曹魏的困局
关羽北伐初期堪称军事奇迹：以荆州三万兵力围困襄阳、樊城，利用汉水暴涨的水灾全歼于禁七军，俘获曹魏精锐三万余人，逼得曹操一度考虑迁都。此时曹魏中原防线全面告急，许昌以南的郡县纷纷响应关羽，曹魏内部甚至出现“恐关症”。然而，关羽的胜利背后隐藏着致命隐患：
兵力极限：关羽主力约三万人，需同时围困襄阳、樊城两座坚城，并分兵抵御徐晃援军。若孙权不偷袭，关羽仍需面对徐晃率领的十二营援军（约1.5万人）与樊城守军（曹仁、满宠部约5000人）的联合反扑。
后勤压力：荆州后方因麋芳叛变已失守，但若孙权按兵不动，关羽可通过汉水水运维持补给线。然而，徐晃已切断关羽与偃城的联系，长期围城战将消耗关羽本就紧张的粮草。
地形限制：樊城地处汉水北岸，城墙坚固，曹仁、满宠决心死守。关羽虽控制汉水，但缺乏攻城重器，若洪水退去，水军优势将大幅削弱。
历史推演：若孙权不介入，关羽可能陷入两难——继续强攻樊城需承受曹魏持续增援，而撤军则意味着前期战果付诸东流。最可能的结果是关羽与曹魏形成对峙，为蜀汉争取战略缓冲期，但难以彻底打破僵局。
二、战略博弈：孙权的“理性算计”与东吴的困局
孙权偷袭荆州的决策，本质是东吴战略目标的体现。鲁肃曾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构想，但现实远比理想残酷：
地理困境：东吴若想北伐，必须突破合肥防线。然而，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以七千兵力击溃孙权十万大军，证明东吴陆军在平原作战的劣势。相比之下，偷袭荆州可利用水军优势，且荆州三郡（南郡、武陵、零陵）经济价值远超合肥周边荒地。
联盟破裂的代价：孙权并非不知背盟风险，但曹操的拉拢（许诺封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与关羽的傲慢（拒绝联姻并辱骂孙权）加剧了其决策倾向。若孙权按兵不动，需面对两种可能：曹操联合蜀汉夹击东吴，或刘备坐大后反噬荆州。
长期利益权衡：东吴若夺取荆州，可完整控制长江防线，形成“以江制淮”的战略格局。而若放任关羽攻占襄阳，蜀汉将掌握汉水上游，对东吴构成直接威胁。
历史推演：孙权的选择虽短期获利，但长期来看，夷陵之战的惨胜与曹魏的坐收渔利，证明其战略短视。若孙权选择联合刘备共击曹操，三国鼎立格局可能更稳固，但需以牺牲部分荆州利益为代价。
三、人性抉择：关羽的“孤勇”与曹魏的“权谋”
襄樊之战的结局，亦是人性的缩影：
关羽的致命缺陷：其“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性格，导致麋芳、傅士仁叛变。若孙权不偷袭，关羽仍需解决内部矛盾，否则荆州后方随时可能爆发叛乱。
曹操的权谋艺术：曹操通过散布“孙权将袭荆州”的谣言，动摇关羽军心，同时以“不许追击”的命令避免与东吴正面冲突，将杀关羽的“黑锅”甩给孙权，尽显老辣。
刘备的被动应对：汉中之战后，益州“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已无力支援关羽。刘封、孟达因上庸不稳拒绝增援，暴露蜀汉战略资源的匮乏。
历史推演：即使孙权不偷袭，关羽也难以突破曹魏的“以空间换时间”战术。曹操可通过迁都暂避锋芒，同时调动青、徐、兖州兵力形成合围，而刘备因益州疲敝无法提供有效支援，关羽最终仍可能因孤军深入而败退。
四、历史假设：若孙权按兵不动的三种可能
短期僵局：关羽与曹魏形成对峙，曹操被迫加强中原防御，蜀汉获得喘息之机，但无法彻底改变战略劣势。
中期变局：刘备趁机整合益州资源，以荆州为跳板发动新一轮北伐，曹魏面临两线作战压力，三国鼎立格局提前稳固。
长期风险：东吴因未夺取荆州，在长江防线出现漏洞，可能被迫与曹魏妥协，三国势力范围重新划分。